"You can photograph anything now," Robert Frank 羅拔法蘭克, 1961 不想說「邊緣化」這類老掉了牙的話題,但看到平遙、廣州、甚至連州的攝影節或雙年展都搞得有聲有色,我們香港人看到實在有點不是味兒。今年剛完結不久的平遙攝影節其中一個亮點在:竟然把家傳戶曉的羅拔法蘭克Robert Frank的《The Americans》作品集中那83張照片不多不少帶到中國來展覽,絕對功德無量,對很多沒有接觸過《美國人》這本戰後最具影響力的攝影結集,這次展覽極具教育意義。 對於《美國人》很多攝影史書都很詳盡的分析過,我也不贅了。 (有一篇83年Afterimage談論《美國人》的 文章 非常詳盡,交代了很多五十年代時歐洲文化跟美國文化的差異值得一讀 )但到現在仍然有很多人粗略過於簡單地地用「歐洲人觀點審視美國」的想法,去闡述法蘭克背後理念。其實法蘭克在拍攝《美國人》之前在美國已住上了好幾年,如果用一個未能融入社會的新移民,一個端士alien或一個misfit來看整個系列會更到肉;經過差不多半個世紀,他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misfit,在冰天雪地的新斯科舍Nova Scotia,一個叫馬布Mabou小島上,在海邊一個破落的房子過著半隱居的生活,當然他悲劇色彩的人生:女兒墜機意外早逝,兒子感上精神分裂症,可會是他歸隱的原因。也令他後期作品趨向表達個人內在情感,在《美國人》那種冷觀察已不復再,換來的是粗糙的拍立得665正/負照片、拼貼加文字來描述自己錯綜複雜的內心世界,看過這個時期的作品,法蘭克何嘗不是一個撕裂的靈魂。 "I'll do something, is it wonderful just to be alive" 在作品《Mabou, 1971》如是說。 二次大戰後的五十年代,作為戰勝國的美國正在步上超級大國的路途,表面一片歌舞昇平,Edward Steichen史泰欽在差不多時期策展的四海一家《The Family of Man》正是這個時期紛圍的體現,是一種淡淡帶著大美國味道,有關懷但亦如埃文斯Walker Evans所言是矯情的。他們當然會容不下法蘭克那些哀愁、焦慮不安、疏離、充滿危機感的影像,或者美國人根本不能面對一個赤裸裸的自己,其實是人的本性。當布烈松的「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