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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痕

本來以為完結了一大堆鎖事,這個年末可以安安靜靜的做些一直計劃著的東西,例如多點念書又或是更新一下博客,怎料收到一個奪命追魂call,自己使用著的工作室的房東要求大幅加租,沒辦法,不想阻止人家發達,只怪自己窮實在划不來,惟有無奈地匆匆的收拾細軟「收檔」,這一刻驟然感到廣東人「執笠」一詞實在非常到肉。始終要為一大堆無聊小事庸庸碌碌,耗費了不少時間精力;荷李活電影鬼才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一直不為主流片場體制所容,為了製作自己的影片要去四處張羅投資者,往往要自掏腰包,弄得自己潦倒一生,晚年一番感言叫我感慨:「我這輩子只用了2%的時間來拍電影,其餘的98%我只不過營營役役地去促成其事。」

工作室的一面牆壁是我收集的明信片「畫廊」,夾雜著一些照片,沒有一張是自己的作品,搬離清場時,我決定留下一張照片來考一下我那位房東,讓他丈八金剛一下也好,那是十九世紀英國攝影師芬頓Roger Fenton(1819-1869)的《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那是我從美國的「國會圖書館」裡免費下載的高清圖檔打印而成,這張照片對我而言有著無形的吸引力,原因大概如宋塔Susan Sontag所言:「芬頓的弔亡照以虛為實,看不到屍首的冥像。」(Fenton's memorial photograph is a portrait of absence, of death without the dead.)我想房東看到這張「遺物」,定必會想:「為什麼滿山牛糞?」

這張「死亡谷」照片中的當然不是牛糞,是一個個的炮彈。芬頓一直被描述為攝影史上第一個戰地攝影師,他在1855年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展開其間,受僱於英國政府派到當時俄羅斯帝國的克里米亞半島(Crimean Peninsular)拍攝戰況,那是一場不受英國民眾所支持的戰爭,芬頓受僱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為關於英軍負面報導太多(尤其是當時「泰晤士報」的全方位報導),當時的亞爾拔親王(Prince Albert)覺得有「撥亂反正」的報導需要,所以當時被國防部下令不能拍攝死傷的場面。這張照片其實有兩個版本,芬頓在同一位置原地不動的拍攝了兩次,一張是炮彈集中在小徑旁的小溝(上圖,簡稱「甲」),另一張炮彈隨機地散落在小徑上(下圖下簡稱「乙」),其中以後者為世人所認識。宋塔在…

Wish List

最近朋友送了一片DVD給我,是關於著名攝影書出版商Steidl的紀錄片《How to Make a Book with Steidl》,他大概知道我這輩子沒可能會可以在這個出版商出版攝影集,送給我聊了慰籍一下。片子其實拍得不是太特別,主要是描寫老闆Gerhard Steidl怎樣去為一堆大腕級的攝影師製作攝影集的過程,由Martin Parr到Jeff Wall又或是Robert Frank都有粉墨登場,沒有什麼高潮迭起,Steidl身兼出版和印刷,他的印刷機房其實只算屬於小型,與很多香港和內地的印刷廠相比之下實屬陽春,釘裝也要假他人代勞,也沒有什麼秘方式的製作工序,只不過是他能對品質有百份百的操控。

自己都跟進過不少攝影出版的製作,有自己的也有別人的,明白在印刷機床前看到成品出來的那種喜悅、失落、不憤又或是對品質監控不周的自責,我也明白很多時候出版就是一種labor of love,因為出版社大概有七成書是要虧本的,你要靠其餘三成賺錢的去補貼虧損, 所以有人也認為出版業是世界上最壞的行業之一。Gerhard Steidl本身也沒有什麼個人魅力,特別者大概是出差時要帶齊五個不同顏色的iPod Nano的習慣(去劃份不同類型音樂?),或是一副拿出紙筆跟攝影師討論時如警察落口供的poker face,那副嘴臉也難怪的,尤其當他對著很多對印刷流程一知半解,又或是不明瞭印刷品在再現上的限制的攝影師時,例如看見Joel Sternfeld拿著自己的iPhone屏幕裡的照片,去對照他那本用iPhone在杜拜的商場拍攝的攝影集《

The only thing you can't do is ignore him

Jobs sits in his Cupertino, Calif., home in 1982. by Diana Walker
喬布斯走了,心裡總有點戚然。要「插」喬布斯,大把位可以入,左派liberals早已視他為眼中釘,以批判之聲作輓文(這裡這裡),最糟是各界蜂擁而至的悼詞裡那些美言空泛不到位,媒體人云亦云,發覺他們不解喬布斯的程度,其實比那班在他生前已從朝到晚罵他的reality distortion field(不知「李氏力場」一詞是否由此而來)那一撮,好不了多少。奧巴馬也「抽水」,讚他是「美國偉大的革新者」,但很抱歉蘋果是間欠缺美國精神的電腦公司,要美國精神最好體視在美國的汽車,馬力要強,樣子夠狠兼碩大非常,什麼功能都要有,數據嚇人,是「加法」思維,但不好駕馭,少為駕駛者著想,總被譏為「直線跑車」;蘋果電腦就是什麼都要「減」,從iMac砍掉磁碟機,iPhone是一個按紐的電話,到最近的電腦連網絡連線也不設置,每次舉動都惹來非議,總被視為拙見,正如這位老哥名言「消費者從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今天跟一個九十後閒聊,什麼是磁片(floppy disk)他都已不太清楚了。


近來網上流傳次數最多的圖片,是Albert Watson在2008年替他拍的官方頭像,這個將會用作他那本自傳封面的照片,其實是典型不已的corporate image,喬布斯看著鎮鏡頭,看來自信冷靜,充滿叡智,手輕托著下活像羅丹的名作「思考者」(The Thinker),「Visual Culture Blog」對這張照片作了深入的分析,將所有畫面元素解拆,包括照片採光的方法跟蘋果產品的攝影同出一徹,手上的結婚指環是對家庭、公司的忠貞標誌,而頭像僅及肩膊的裁剪比例,其實是回響歷史人物頭像雕塑的模式等。喬布斯年少得志,在眾多媒體出現的照片,都走不開青年才雋的框框,而叫我印像較深的,是「時代」周刊資深攝影記者Diana Walker在1982替他拍攝的一幀照片(見上圖),當時蘋果已上市,喬布斯也成了富翁,照片裡的他卻靜處在可以用「家徒四壁」來形容的房子裡,套他所言:「這是個非常典型的時刻,我當時還是單身,生活上需要的也不過是一杯茶、一盞燈和一套音響,你知道嗎?我當時擁有的大概只有這些。」這張相帶來的「迷思」,比Watson那張強不知多少。不錯,相中也沒有一台電腦,大概如當年賣鴉片的英商,自己…

不再隱形

©Robert Ng

不錯,自己「隱形」了好些時間,除了手頭上有一大堆工作在糾纏著沒完沒了之外,也趁機花了點時間為自己作了些soul-searching,我想這大概是典型快要踏入不惑之年的人會做的事情,腦袋裡充斥著很多想法,當然有對攝影本身的,也還認真考量了這個博還應寫下去與否、自己幼兒園級數的觀念還有沒有市場等。最近讀了一些主流媒體文章,看到一些攝影媒介的價值觀被歪曲,心裡有點按捺不住,還是告訴自己要寫下去。也許有點不知廉恥,阿Q的說法是自己或許能為這個博的讀者多提供一些思維上的選擇,儘管他們可能只是那區區二三十人。要我這等白丁充撐場面,有識之士去了在哪裡?

當然我終於「浦頭」的誘因還不只這個,除了是前天終於踏入了不惑之年的關口,要告訴大家攝影豬還活著之外,最近警方對新聞自由肆意踐踏叫人憤慨,昨早三百多記者和攝影記者遊行到警察總部表達不滿,雖然未克出席,也穿了件黑衣精神上去聲援一下。不再嘮叨,借來舊同事拍的照片一貼,言簡意賅,撐一下。

「厄運」

Uday's Palace, Jebel Makhoul, Iraq 2009 © Richard Mosse

Aaron Schuman:在過去的二十年誕生了一股被稱為「災後攝影」(Aftermath Photography)的風潮,你認不認為你的作品是這個運動的一部份?

Richard Mosse:「災後攝影」把「新地誌攝影」(New Topographics)裡所有有趣的東西抽出來,然後將其變為一個電影場景。謝天謝地,有一個地方是屬於那些攝影師……那個地方叫「底特律」(Detroit)。

Aaron Schuman:但你怎樣區分你在伊拉克或塞爾維亞所拍攝的廢墟圖像,和那些帶著沉重腳架和大畫幅相機、蜂擁到底特律或卡特里那風災後的新奧爾良(New Orleans)那群攝影師拍的廢墟?

Richard Mosse:我得承認確實很難。雖然即使我一些作品在形式上類似災後攝影,但我還是覺得我的做法和意圖還是有其明顯的差別。

對於浪漫主義詩人,廢墟擁有著巨大的寓意權力,這種力量在今天的當代攝影也常常出現。也許廢墟在整體形式上的缺陷,對我們而言標誌著跟其以往所代表有所不同的東西–它永恆的共鳴會隨著每一個年代而轉變。儘管如此,我們仍然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德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風景畫家)的圖像所吸引,我不太確定我們是否面對著這種著迷時還可表現出自己的誠實。我對於「災後攝影」最感吃驚的是很多攝影師經常置自己於道德高地。他們將進入黑暗的旅途變成了一種「道德上的表現」,目睹災難變成了一種實現顯貴者應有高尚品德(noblesse oblige)的虔誠之舉,而實際上決不是那一回事。我猜想,大多數災後攝影只是一個藝術家通過極端旅遊去追求事物意義和真實性。這令我想起那些「厄運詩人」(poète maudit),或浪漫的反英雄,去到天涯海角和違背所有道德界線去尋找終極的審美體驗。這種不負責任的,自我毀滅的惡行最好體現在那班縱酒、任性生活的藝術家如蘭波(Arthur Rimbaud ,十九世紀法國詩人)或高更(Paul Gauguin,法國後印像派大師)。亞當斯(Robert Adams)抱怨著紀實攝影所助長的「責任感」,似乎卻使到攝影中的「厄運」(maudit)元素不能再發生。

以上對話摘錄自今期《光孔》(Aperture, Summer 2011)裡一個由美…

Godspeed, Atlantis.

亞特蘭蒂斯號剛升空了作其最後任務,「穿梭機」終於成了歷史名字,不是說笑,確實覺得有點黯然。我們這些看著張國強及譚玉英的「430穿梭機」長大的一輩尤其感受更深,穿梭機是當年尖端科技的代名詞,提供無限想像空間,當年香港太空館也趕上「穿梭機」的熱潮在首航前開幕,我那裡留過的腳毛不知幾許。今時今日小伙子對高科技的認知大概只會答你「iPhone」,想像空間也陽萎到手掌大少,夢想成為太空人只會被視為腦殘。

妹妹住在佛羅里達州中部,所在城市跟甘迺迪太空中心大概兩小時車程,穿梭機在役時一年總有幾次任務,所以去探望她的期間大有機會遇上發射任務,有一次真的碰上了,但我卻竟然貪睡而放棄跟家人清晨時一塊去看升空,大概半夢半醒時聽到那一下她越過音速的sonic boom。今天看美國亞特蘭大州報紙 《The Atlantic》新聞圖片網頁「In Focus」裡的精彩圖片故事,訴說一下「穿梭機」的歷史,不禁覺得當年緣慳一面實在是一件大憾事。

其實也是想借機推介一下這個今年被「生活」(Life)雜誌網站選為最佳攝影博客之一,曾經在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製作其新聞圖片網站「The Big Picture」的網站編輯Alan Taylor,把他在「The Big Picture」那種「大圖片」風格如倒模般克隆到「In Focus」,相片大小剛好把一個視窗填滿,版面乾淨利落又沒有太多廣告干擾,叫人看得賞心悅目。最難得是圖片故事並不如其他大報如紐約時報等用Flash幻燈秀形式展示,反樸歸真將圖片以最佳狀態展示出來。我個人對Flash方式觀看圖片一向不太發燒(我一直希望把自己的爛網址變成non flash),還有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始終覺得圖片經過Flash的壓縮畫質有一定影響, 又可能是編輯刻意的選取,又或是刻意的調節過,總覺得這個網站看到的圖片顏色總是醒目過人。

「七一」的一點記憶

隔壁的「攝人」Edwin聊到我上星期的分享會裡小弟拙作惹來的談論 ,還提及到七一遊行,和上年他在《城市漫遊者》展覽中撰文提及,2003年7月之後,前任香港藝術館總館長朱錦鸞提出,香港好像開始有了公民社會的跡象。97年回歸日凌晨時份我在旁沱大雨中的落馬州邊境,等待著拍攝駐港解放軍來臨,每個軍人手上的鎗管裡都插上了朵小花的荒誕景象,對我的震撼及不上2003年「七一」五十萬人遊行的浩蕩。而對我本人來說2003年的七月更是別有意義的。

大家應該還記得2003年「七一」是首次回歸日大遊行,主要議題是反23條立法,還有要求當時特首董建華下台,而我第一個展覽「Alias: Xianggang」的展期碰巧跨越回歸日,地點是藝穗會。當年我還是當攝影記者,遊行完畢趕著回公司,不曾意會到當時在政府總部解散的民眾,有好些順著下亞厘畢道走到藝穗會參觀了我的展覽,我也是後來翻一翻留言冊才發現當天多了好一堆的留言,因為實在不曉得當天原來藝穗會的畫廊還有開放。

當天到來的朋友很多看來都不算是典型的art goers,其中包括我父母,之後一直沒告訴我曾到過展覽,卻靜靜地在留言冊上寫了字。讀這些觀眾的留言,除了有慣常對作品的評價或意見,又或是高喊「反23條」或「阿董下台」等外,很多都籍此宣洩了自己對香港這片的土地的情感,當年「集體回憶」或「本土意識」並不是流行詞彙,還沒曾引起廣泛議題。而我這套作品說的是回歸六年來個人對社會現象的疑惑和迷惘,那一堆算不上浪漫感性的平凡都市景觀,拍攝的地方也不是會令人感物抒懷的懷舊空間,竟成就了他們重拾這片小地方歸屬感的平台,到現在我回看起來還是覺得蠻驚訝的。

老實說當時辦這個展覽之時,實屬意興闌珊,我們這些「七十後」畢業時正值香港回歸,回歸後景氣之差難以形容,發表渠道有限,互聯網亦未繁盛到可以像現在凝聚同好,更遑論是吸取養份的途徑,自己一直處於單打獨鬥的階段,拖拉了九年才辦第一個展覽,心想搞完這個展覽之後就安心去「收檔」。幸虧得到這班遊行人士的留言,叫我有動力去垂死爭紮到現在。

今年「七一」警方限制攜帶樂器,實屬戇居,這一兩年蘊釀好和平遊樂的全民遊行氣氛,又一次被激化了。總之,七一見喇。

(後記:剛從留言冊發現原來當年Edwin也有到過展覽,感謝!)

小卡米教你visual thinking

56年前的5月9日,「芝麻街」的原創人已故布偶大師Jim Henson,跟她妻子製作了他們第一個布偶節目「Sam+Friends」,那個小青蛙Sam其實就是現在家傳戶曉的小卡米「Kermit the Frog」前身,他們的「第一課」就是教你們「visual thinking」,那位「Sam」的老友「Harry the Hipster」,說到爵士樂時聯想到的視覺思維,有點像我之前用攝影作品去聯系爵士樂音符



還有精彩的是當「Sam」(Kermit)說到"I don't like Jazz."時,出現了個四方形圖像。四方形=square,square有老套沉悶的意思。喜歡這些討論的話,還可以去看看這裡這裡。也因此我發現了一個John Coltrane的《Giant Steps》啟發的動畫創作,都值得一看,證明偉大作品無論是什麼媒介確實能啟迪思考。

為什麼?中平卓馬嗎?

上年夏天友人資深攝影師黃勤帶回港一行,順道為Upper Station攝影畫廊講了一個有關日本攝影師中平卓馬的講座,勤帶早年曾負笈日本修讀攝影,講這個題目他自然是不二人選。中平1969年創刊的攝影同人誌《Provoke》(挑釁)在日本近代攝影史上負有標志性的意義,除了樹立一種嶄新激烈的抓拍美學觀念 – 模糊、晃動、高反差粗顆粒 – 之外,亦反映了日本戰後年青一代對社會現狀躁動不安的情緒。《Provoke》雖僅出版了三期,但其對攝影形式及本質的質疑深深影響當年及往後的日本攝影界,書中其中另外一名成員森山大道(在第二期加入),近年受到西方攝影界的青徠,也為不少熱愛抓拍的年青新一代所認識,又或是從近年台灣引入一些日本攝影師著作的翻譯本認識他們。



我受勤帶兄所託搜尋一下有沒有能用的圖像檔,替他弄些幻燈秀,但實在中平的人氣相對同樣是《Provoke》成員的森山大道,差了千百丈遠,我亦很好奇新一代的攝影愛好者,怎樣從近年熱賣森山大道的文字著作裡認識到這個性格有點難以捉摸的人。最後講座變成了有點講古佬講故事的味道,反而聽得人們津津有味。他在會上提到中平一方面他是個非常優秀的攝影師,想以影像擺脫文字的羈絆,另一方面他也是個出色的攝影評論家,希望用文字和邏輯思維,建構了一套完整的攝影理念,這兩方面在內心的不住拉扯為他帶來不少煩惱。說到這裡,我心生同感,其實自己現在一定程度上正正面對著這種糾結。

自問對日本攝影的了解算是皮毛,縱然我對當代的日本的攝影作品還算是有點認識,但始終是語言隔閡的問題,大多是只能從二手的訊息渠道去了解他們,尤其是英美人士的演譯,其實膽敢說一句不少攝影愛好者看日本攝影作品, 往往只能落得知其形已不知其粹,只能純粹停留在強烈的畫面元素上面,或單靠感性去演譯。再加上如果對近代日本社會及歷史氛圍沒有有點認識的話,尤其是六十年代日本激烈的左翼學生運動,又或是美日安保條約的簽定時的社會爭議,根本無從入手去理解當代年青人的意識形態,正正是這群當今受世界藝壇注目的攝影師的年青成長時刻。日本攝影人的理念也不易傳達,很多時候把日語翻譯成中文,文法會變得很別扭,變成只能意會不能言傳,例如別人形容中平是個「讓自己成為攝影」的人,這句話可圈可點,包含的意思要你去慢慢嘴嚼。

中平卓馬的心理交戰,源於他對文字和圖像兩方面都有著同樣高度的追求。要求一個人的攝影作品及文字功夫上都有所成績的確…

硬銷一下

又要厚顏地硬銷一下,我的展覽《某座》於今晚會在Upper Station攝影畫廊開幕,展期為6月18日至7月31日,如有興趣看無聊人拍攝的無聊公屋景象,歡迎光臨指教。當然更歡迎在6月24日晚上7時來聽聽我說的無聊心得,聊勝於無。

一個「手指」引發的雜感

相隔一個月才更新博客,主要是前些時候遺失了一個記憶卡「手指」,雖然不致釀成私隱外洩事件,但因為儲存了將會舉行的展覽用的照片,讓自己工作差不多推到重來,害得狗血淋頭,只怪自己懶於備份檔案,抵打。經常接受訪問時總會被提到一個老掉牙的問題是:analog or digital?我每每重申從不抗拒數字數碼攝影(甚至我在很多人心目中根本是個「geek」),只要給我多一點安全感就好了,老實說科技缺陷可以修補得滴水不漏,但人為出錯永遠搞不好,之前幾次失掉檔案都是自己不小心刪除了,我討厭犯錯,科技縱然不犯錯卻誘使你犯錯更多。

看「華爾街日報」製作的電視節目,邀來美國前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來分析「後本拉登」的美國經濟,席間提到他1993年當選美國總統進白宮時,互聯網只有50個左右的網站,而這個一直推動網絡發展的總統八年任內竟只發過兩封電郵,主持人問他何解,他答道:「我哪知道發電郵是否「穩陣」(secure)呢?」先見之名,山東濟南軍區的駭客一定認同。

克林頓提到那「50個網站」的年代,我也經歷過,可能還要早一點。在還沒有互聯網的年代,也還是電話撥號接駁上線的年代,大家都流行著玩所謂的 「BBS」,即「Bulletin Board System」,顧名思義是文字界面的電子報告欄,內裡一些簡單的檔案分享,很多的都要一些業餘電腦愛好者設立,我有某些中學同學也是這些所謂的「台長」,網絡在那個年代充滿烏托邦色彩,大家都不太計較去付出,那個年代當然沒有想過網絡上是可以賺錢的。這些「台長」很多時候都是自掏腰包,添置電腦或modem,又或是在家中多置一兩條電話線,為的是都是網絡世界還沒探知的可能性;大家守公社式的規矩,要取走多少材料,先留下多少材料;當年頻寬很陽春,當然不像現在可鯨吞多少個Gb的數據, 分享的大都是些文字檔、小圖像(有味或無味)等等。文字介面固然並不豔麗,但大家都有一種網絡是未來的美麗感覺,用IRC可以跟世界另一角落素未謀面的人搭訕,對那些最遠不過是回鄉探親的中學生如我們,能提供的暇想是何其大。



翻開1997年的美國攝影雜誌《American Photo》,大字標題是「The Future of Photography」,封面是過氣超模「黑珍珠」Naomi Campbell,被電腦修飾成一個銀色的cyborg,在那個時候是驚為天人的技術,現在隨便找個美容修身廣告也能領教這些…

Richard Prince & Co.

Patrick Cariou作品(左)及Richard Prince的「Canal Zone」(右)

Richard Prince輸了官司的新聞已經差不多被談論得爛了,但我還是想再聊一下,因為這個判決除了惹起討論不絕外,其實影響是頗深遠的,我們認識的一大堆名字,包括Damien Hurst、Thomas Ruff再數到Michael Wolf等,都會有所牽連,結果我也拖拖拉拉到現在才下筆,主要是法律爭議的細節是很煩氣的一回事,自己不才不是版權專家,看著看著頭也大了,也來了一大堆問號。其實這宗官司不經不覺輾轉已經兩年有多,事緣是2009年Richard Prince在美國甚為著名的當代畫廊Gagosian Gallery展出新作「Canal Zone」,裡面作品一如過往「挪用」其他圖像製作人的作品,這一次用上了一位名不經傳的攝影師Patrick Cariou拍攝有關拉斯特法里教論份子「Rasta」的攝影集《Yes, Rasta》裡的照片,Richard Prince被判需要停止售賣並銷毀有關作品。外國藝壇人仕普遍力撐Prince,除了是有「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危機意識,怕會窒礙藝術創作之外,更多的是針對裁決的地方法官Deborah Batts不懂何為藝術,作出不當的裁決。

法官的判決主要針對幾點,一就是Prince的「挪用」不適用於「公平使用」(Fair Use)原則,因為不符合「批判、評論、新聞報導、教學……學術、研究等」的用途,這些全部都需要建基於原作本身的歷史意義,當然「公平使用」這個概念真的可以爭抝到天荒地老都說不清,法官用了多年前美國名波普藝術家Jeff Koons的一個著名案例做依歸,Koons用了一張名信片的照片作為他的雕塑作品的藍圖,這張由Art Rogers拍攝的黑白照片裡的一個男人和女人手抱著一大堆小狗,法官不接納Koons以作為一種諷刺性的創作的申辯,認為兩者「實質相似」(substantial similarity),普通人也能分辯出是一種抄襲,所以判Koons敗訴,除了要賠償Rogers之外,還要將剩下來沒有賣出的作品版本交予Rogers。第二是法官認為Prince的作品創作純粹是出於商業性,在Gagosian展出是為了賺取龐大的收入,法官認為挪用照片並不付合滿足公眾興趣的原因。

Art Rogers的照片「Puppies, 1980」(上)及…

一段叫人不快的消息

從任悅老師的博客得知,英國戰地攝影師Tim Hetherington (上)在利比亞採訪時遭迫擊炮襲擊身亡,終年四十歲,同行的美國攝影師 Chris Hondros(下)亦一同遇難,終年四十一。兩位都是近年活躍於戰地攝影界而又縷縷獲獎的出色攝影師,Hetherington為人所認識,其一是曾被提名今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紀錄片《Restrepo》,該片內容是關於一個駐紮在阿庫汗一個山區「Korengal Valley」的美軍小隊,每天都要受著匿藏於山區的塔理班份子埋伏,這部埋身肉搏式的紀錄片,赤裸地表現出了當地軍人的恐懼和對戰事意義的迷惘。

到這裡想起上年我曾討論過有關Jim Johnson對Hetherington的戰地攝影有些意見,而Hetherington亦非常理性地作出回應,是一場健康的討論。始終在報導攝影行業裡待過好些日子,聽到這段消息心裡難免有戚戚然,也感到非常可惜。羅蘭巴特說過戰地記者是死亡的代理人,但大概他沒想過這種代理人常常遭到自己代理的產物所出賣,面對死亡你大概只能cheat it或being cheated。RIP Tim and Ch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