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

發現了一件「恐怖」的事，今個月忙到一個地步未有為自已的計劃按過一下快門。想起有朋友到攝影豬的攝影展，突然問了我一句我究竟喜不歡「影相」？我禁不住笑了出來，我跟他說其實我正正思考著這個問題，就是大概因為搞展覽的工作弄得人頭昏腦脹，古怪的念頭就出來了。其實對我來說攝影作為表達理念的手段，如果我能寫得一手好的文字，或許我的歷史要改寫。很多人喜歡「影相」是出於操控器材的快感，老實說我在這方面的癮頭少之又少，就像最近沒有去按快門去作為「紅牛」式的刺激我也沒有太大疑惑，有看過我的舊文會知道我對此形容為自慰。我看過有幾位仁兄要表達自己對攝影的熱愛時，都離不開用相機是我觀感或眼睛的延伸諸如此類的說話，老實說我就說不出來，會雞皮凸兀。我是信奉器具主義，正如廚師不會說鑊鏟是自己手藝的伸延，或是殺豬的不會說那柄屠刀是我的伸延，這一類浪漫化的比喻都是為自己作品加點藝術味的味精。以前生活（Life）雜誌的攝影師Andreas Feninger拍過一張很精緻的叫"The photojournalist"的造像，拿著照相機端在臉龐前的攝影師，就活像長了一雙攝影機眼一樣。可是這種引申實在適可而止，有時大概是為自己的創作動機開脫，或者想表達自己對攝影的熱愛，更或是相機制造商的廣告用語而已。徹底一點，他們應該去看看前蘇聯電影先驅維托夫Dziga Vertov的《The man with the movie camera》，激進富抗爭性的創作手段一直備受爭議，還有他所倡導的「相機眼」「kino-eye」意識形態，他宣稱：「我就是攝影機的眼睛，我是一隻機械眼，我是一架機器，可以把我所能見到的世界展現在你面前。」對機械的崇拜(“In the face of the machine we are ashamed of man’s inability to control himself, but what are we to do if we find the unerring ways of electricity more exciting than the disorderly haste of active people.”)，對電影的浪漫化和戲劇化嗤之耳鼻。我相信儘管他們沒有受過維托夫影響，也恨不得眼睛長對鏡頭出來。看到很多時候替攝影師拍的造像總是叫看的人渾身不自然，緊張兮兮的要撐著一台巨型的攝影機配外影背心，像是急於標簽自己是攝影師的權威身份。或者是臉上帶著那種駕馭器具的自豪感，都是叫人納悶的。是時候放下身段，或者準確一點：放下你的照相機罷。



《The photojournalist》Andreas Feni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