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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給警察叩門的故事︱The police knocked on my door twice

芳芳 Fong Fong 某日中午聽到叩門聲,平日我鮮有訪客,還以為是電訊商推銷員,正想著怎樣打發他走,怎知開門一看,原來是一個「行單咇」(單獨執勤)的老差骨,他希望我能為他「做個證人」。原來老差骨正要進入我的一位鄰居家中,處理一宗「有人擅闖民居」的報案,屋裡其實只有一位女士,故要我做個「證人」的要求總覺有點古怪。 老差骨經驗豐富,一進門口就知道是什麼的一回事,在屋內巡了一圈後就跟那位女士說:「不用怕,他們已被我趕走了!」女士一臉惶恐:「他們還在這裡呢!有三個人!」。實情是,屋內空無一人。接下來警察召喚救護車送那位女士去醫院檢查,也聯絡了她那位正在上班的丈夫,警察把電話端過來給我,那位丈夫覺得為我帶來麻煩,說了聲抱歉,我沒多說話,只著他盡快回家照顧太太。 那位女士是否有精神病症,我從沒去詢問過她的丈夫,除了是心照不宣外,也沒這個必要,我們總要想辦法去好好地相處下去。在我居住的老屋邨,他們算是比較新的居民,回想他們幾年前搬進來的時候,也許是不適應環境的關係,每晚總會聽到她漫罵丈夫的聲音,一罵就罵不停口,而丈夫哼也沒哼過一聲,我常想如果沒有了她丈夫的心理支援,後果真的不敢想像。 阿開 Hoi 這樣就過了一年有多。 某晚深夜時份正想入睡之際,就聽到了叩門聲,這次是一名女警,甫一開門就問了我一個很吊詭的問題:「家裡的人都回家了罷?」我點頭說是,她便端來一張即影即有的照片,問我是否認識相中的女士,原來她在我家門口走廊的不遠處,縱身跳下自殺。這宗悲劇在隔日後的報紙角落裡,只是一段小得不能再小的新聞簡報,報導大概得知她患了精神病,住在別的屋邨,那個晚上老遠走過來我們這裡結束自己生命。 我一直在想,那個漫長的夜晚,她心裡在想著什麼? 炯常 Kwang Sheung 幾年前《一人生活》攝影集和展覽除了慶幸得到了大眾的關注外,衍生出來的「有你同行」義工計劃,也徵集了一群熱心的義工去定期探訪一眾康復者,為他們提供了難能可貴的心理支援。正當為自己作品帶來的效果感覺良好時,媒體上卻不時傳來涉及精神病患者所發生的慘劇,公眾對精神病的負面觀感好像有增無減,發覺要令大家了解病友並不能一揮而就,之前所做的好像走了條回頭路。還有的是生活壓力愈來愈大,有情緒問題的人也愈來愈多,甚至連自己身邊周遭都有朋友親人受精神症狀

我家在某座

啟德發展區 #2,10/2012 Kai Tak Development Zone #2, 10/2012 ©Dustin Shum 路過一個新建成的公共屋邨 , 看到不少家庭一家大小笑逐顏開地搬進新居,令我想起三十年前 , 父母把自己帶到我們一家將會入住的新屋邨時,卻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感受。屋邨位於一個偏僻,荒漠似的山頭,了無人煙,新建的馬路上汽車也不多一輛,鳥不生蛋,看到那個只有一條巴士路線的站頭,感覺有如被遺棄放遂,差點有想哭的感覺。這種負面感覺一直烙印在心頭,心裡總有 個 念頭 : 總有一天要衝出這個籠牢。實情是,今天我家還是在某座公屋裡。 啟德發展區 #2,10/2012 Kai Tak Development Zone #2, 10/2012 ©Dustin Shum 香港房地 產 價格之高在世界上數一數二,公屋更成了不少無殼蝸牛的避難所,根據 2010 年房屋署統計數字,居住在公營租住房屋單位的人口佔全港人口約百份之三十,當我發覺我仍然在這百份之三十的群體裡,並不覺得氣餒,反而覺得其實屋邨已成為香港生活空間的典型。自搬進去這個屋邨以後 , 我一直嘗試向這個地方投放情感,嘗試把她作為一個「家」去看待。我明白「家」除了其倫理上的定 義 ,也肯定不是那區區三十平方米盒子空間,而是一個整體社區生活圈。 翠屏邨,7/2012 Tsui Ping Estate, 7/2012 ©Dustin Shum 這樣就過了三十年,其間目睹不少公共房屋設計上的改變,固然不可跟當年同日而語,最重要的是當局一直想洗 脫 公共屋邨那種「廉租屋」或「給窮人住的房子」的味道,在設施上及設計上 存在著 跟私人發展屋苑看齊的錯覺,從而表現出社會的進步 。 一些老舊的屋邨也連連翻新,卻掩蓋不了一重重不太光鮮的現實:低收入、失業、傷殘、家庭問題、新移民 及 居民人口老化等等, 瀰漫一種奇特的沉鬱氛圍,跟這些外表陽光開朗的居住空 間 成了強烈的對比。另外 , 自 1967 年 建成的牛頭角下邨 , 數年前開始清拆,坊間突然湧起一股感物舒懷的情懷,屋邨變成景點,也變成了拍攝熱點。所有早年公共房屋不太人道的設計,驟然洗刷成為凝聚鄰里關係的催化劑,舊屋邨當年艱辛的生活條件被浪漫化,變成一個 讓 人們去憶苦思甜的平台,令大家都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