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內容

文章

顯示從 八月, 2013 起發佈的文章

Allan Sekula (1951-2013)

著名左翼攝影人、導演、理論學者及教育家Allan Sekula在不久前的8月10日與世長辭,享年62歲。我自問不算對他的作品認識很深,但常有拜讀他的文章,縱然未必能好好的領略其真義,例如那有一篇「On The Invention of Photographic Meaning」文章,基本上是研究攝影論述必讀的文章之一,帶出一個有趣但不為人認真顧及的論點,文中提到攝影媒介的論述是其實充滿限制,攝影的影像和其他實體一樣,它的意義是依附在社會的定義之下。影像可以當成符號來做資訊意見的交換,來表達創作者的立場,但是必須在有限的範圍內意義才有可能出現。所以溝通其實是有支持某種預先的立場與傾向的,而任何照片的意義是需要在此立場的前後文脈(context)裡才會顯現,這個論點對一向認為視紀實攝影為客觀或圖像會為自己說話(images speak for themselves)的約定俗成想法,帶來了不少衝擊。Sekula另一篇頗有影響力的文章名為「廢除現代主義;再造紀實攝影」(Dismantling Modernism; Reinventing Documentary, 1976) 的文章,反思紀實攝影的傳統,談及攝影進化成高雅藝術,照片成為特權階級產物,又提及意識形態介入攝影的可能性等等,文章短短卻論點繁多又具顛覆性,可以說是一篇腦震蕩的文章。

Sekula在七十年代跟當時一起在都是在南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執教鞭的Martha Rosler 和Fred Lonidier 等人發起了一個名為「新社會紀實」(New Social Documentary)的運動,主要是現代社會經濟活動頻繁加劇貧富懸殊,在媒體興盛、資訊爆炸年代,觀眾長年累月接收大量各式各樣的苦難救贖圖像,為了爭取觀眾注意,很多時不能不渲染悲情的能事,正如Rosler所謂的「犧牲者攝影」(victim photography),而很多時面對複雜的政治形勢,世界權力秩序分配錯綜複雜,紀實攝影師往往流於天真的人道主義,令作品顯得無力,更糟的是很多時候作品往往過份充斥著浪漫和英雄主義,繼而削弱它們本身的批判能力。

Sekula跟Rosler等人的作品都刻意去推倒對「人文紀實」或「經典紀實」,這類一向備受專崇的攝影體裁的觀點。很多時候他們跟工會等團體合作,縱然他們幾位工作模式不同,他們的理念和表現手法都是相近的,例如不跟隨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