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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我信了

著名的《馬可·孛羅遊記》一書中記載了威尼斯商人馬可·孛羅口述給作家魯斯蒂謙的奇妙旅程。於1276至1291年間遍遊亞洲後回到意大利,馬可孛羅很快便參與了威尼斯和熱那亞之間的戰爭並成為俘虜,在被困時他將其奇幻旅程說給同時被囚魯斯蒂謙,這些故事後來集結成舉世知名的遊記。此書的意大利名為《Il Milione》(百萬),其實帶有嘲諷的味道,因為馬可·孛羅口中的中國, 所有事物不就是規模宏大、四處都是人頭湧湧,動輒就是以「百萬」來計算,實在叫當時的讀者難以信服。是次展出鄭耀華和楊德銘的兩個系列作品,作者一樣是以轉述記憶和經驗為出發點,最終難道會變成為一部影像版本的「百萬」?

撇開歷史學者對馬可·孛羅究竟有沒有真的來過中國的質疑,憑籍記憶去闡述事件,一直被視為不靠譜的方法。古往今來人們依賴各式機器工具作的記憶輔作,從筆錄、繪畫到更後來的機械複制技術如攝影等,如果今天馬可·孛羅再東來,必定會多了一台相機去給他的旅途來佐證,但可以預見的是,他一樣要面對不可信指責,一樣要受人們的質疑或挑戰,就算端出各式各種證據,並不能強化觀眾的信任。個人經歷和記憶兩者在攝影媒體中相互關係,一直是糾纏不清,兩者與其所產生的可信性問題,有著分割不開的關系,但在數碼影像和網絡社交平台盛行年代始起,這些元素所扮演的角色和相互之間的關係起了重大的變化。

在模擬或銀鹽攝影的年代,個人攝影的最優先作用是作為一種私密而含有自傳性的回憶載體,存在於如家庭相集等的形式。攝影在記錄記憶 – 作為個人影像檔案的功能,也因網絡裡社交平台的興起而改變,已開始進入了公有領域之內,個人攝影與公眾分享成為了默認的用途,網絡見證了社會架構的改變,使圖像趨向為微觀文化群落(microculture)去服務,攝影作為記憶器具的成份漸漸減退,更傾向成為一種身份建構(identity formation)的工具。對於記憶在照片中的角色,羅蘭‧巴特就此在《明室》提到「此曾在」的概念,他也曾提出我們這種身份建構和記憶是相互緊扣的,固然從親友們的照片中可以得悉他們舊時的模樣(此曾在),其實也告訴我們希望自己年輕時的樣子怎樣去被記住,自己的身份順著照片去塑造。也因為這些以往私密的個人經驗,在社交網絡平台中變得公有化,也就要開始去符合旁觀者的價值觀,甚至是審美要求,所以經過潤飾和修改來符合當代的影像敘事言情手法,已變得司空見慣。

攝影從個人經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