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小洞

前文提到建築上的「新陳代謝主義」運動（Metabolism），其實在今年較早的時候，在東京的「森美術館」曾舉行過一個相關的大型回展覽，剛好有友人遊日，把展覽目錄送給我，感激之餘實在不知哪裡修來的福氣。「新陳代謝主義」再成焦點，當然是東北大地震後重建日本的反思。

拜科技所賜，那位友人可以不住用手機去報導一下自己的行縱，我視之為虛擬明信片，某天在Whatsapp軟件傳來一張照片，我一看就認出是東京的「國立新美術館」（「The National Art Center, Tokyo」，又是另一個黑川紀章的作品），我認得出來不是單單因為我曾到過這個地方，對這個地方的三維空間有所體現，而是他拍攝出來的角度，跟我在各式媒體上在介紹此地時看到的mugshot式圖片都大同小異，不是說友人不夠創意，手機上的抓拍固然不要考慮太多，而是他擔心觀眾如我認不出這個地方來。


這些著名地標往往很多時候有名信片式的圖像刻印在腦海裡面，我們不自覺地認為那是對這個地方最好的展示方法，有另一位網友去了Frank Lloyd Wright的名作建築「落水山莊」（Fallingwater），拍回來的那張照片，對照一下Google裡搜尋得來的圖像，發覺是大同小異，從不懷疑這位網友的拍攝水平（事實他的拍攝水平比我還要好），也許是本身是地方容許拍攝的位置上的限制，也許是跟上述朋友遇到的同一問題，怕我對這個沒有這個地方有空間體驗的人，認不出這個地方來，事實上亦如此，這個位於美國賓夕凡尼亞州鄉郊的經典建築，非一般背包客如我能隨便去得到，惟有靠二唯的攝影媒介去體驗，本身已是局限，就算是看了大量Fallingwater的照片，我腦海中還沒能成功建構一個空間出來。忽發奇想是，建築師在設計一個建築時，會否認為他的作品某個角度比較「上鏡」？又或是這些照片如模特宣傳用的composite card般，無論是多樣化的造型最終是都是模特的臉蛋決定一切？

Frederick Evans, Wells Cathedral: Stairway to Chapter House, 1903

英國十九世紀成立的攝影團體「The Linked Ring」，其中一員Frederick Evans也是建築攝影的鼻祖，他在上世紀初在「Wells Cathedral」門前拍過一張照片，那段如波浪般的階梯，是畫面構圖的經典示範作，除了令這個地方名氣更盛外，因為後來仿效拍攝這張照片者甚眾，致有傳 聞因為長期在同一位置架上三角架，弄得在地上在同一地方刻印了三個小洞，孰真孰假我真不知道，但可以想像這張照片的受歡迎程度，很可惜就是因為這張照片局限了我們對這個空間的探索 。

Frank Lloyd Wright's Fallingwater (Kaufman house), Bear Run, PA, 1971 by Julius Shulman

我常想誰是第一個拍他那幀「落水山莊」的照片，而讓後來者去參照、仿效甚至是複製？我第一個衝上腦海是已故建築攝影師Julius Shulman，Shulman確實有拍過「Falling Water」，出乎意料的取景的角度蠻特別的，畫面被那些小溪或樹木等佔了好大半。其實我一直不太了解建築攝影，只會從實用主義角度視之，或只為促銷房子服務，我以往對Shulman有個誤解，就是他的名氣只不過適逢其會，上了建築裡現代主義當頭起的列車，能與一眾大師為伍，事實上後現代建築興起時，他看不過眼那些「醜陋的建築物」，就提早退休去了。從有關他生平的紀錄片《Visual Acoustics》卻看到另一些端倪，他作品強調人、空間和自然環境的相互關係，給人感覺是可居的地方，而不是單純以「建築物的肖像」來看待，因為他看重建築上的可持續性，他說當年的建築師沒有擺這些在心上，因為他們都認為：「建築本身不就是應該要可持續嗎？」，事實他退休後成了一位環保份子。

Julius Shulman’s 1947 photograph of the Kaufmann House in Palm Springs, CA.

片中他重訪他其中一張名作「Kaufmann Desert House」，當時剛購入這個房子的新屋主正參考著Shulman當年拍的照片去復修，始終經過半世紀的時光，房子已被改動得體無完膚。片中已九旬有多的Shulman精力充沛，看到當時照片上的山景已被一堆房子擋住，他跟屋主開玩笑：「下一趟我來的時候，我會帶點炸藥把那堆房子炸掉！」當然他可以說把它們「PS」掉，但我相信Shulman執著的不是照片出來的效果，而是那個天人合一的完美居庭的理念。

「Keep Calm and Carry On」

「Keep Calm and Carry On」是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英國被德軍瘋狂空襲的時候，英國政府用來鼓動人心的宣傳口號之一，其製成的一系列簡約設計的海報也成了設計經典，今天是日本東北大地震一周年，我也希望用這一句話送給當地受災的民眾。經常想也許大家不要再沉瀝於悲痛哀傷的圖像，與其去重溫當時慘況片段，不如想想現在他們最需要的：資訊。


一直以來受福島第一核電廠輻射洩漏事故影響的災民，除了埋怨政府的救災反應遲緩外，另外就是資訊發放的不透明，日本政府在這方面一向被形容是聲命狼藉（notorious）。 政府對輻射測度的數據又粗疏，測量點不足，加上無論東京電力和政府都充斥隱瞞事實的嫌疑，例如二十公里的警戒線是否足夠？警戒線是否應僵化的以圓周劃界，而不考量地勢和風向的因素？民眾對政府極不信任的態度已到極限，所以很多都自發去測量居住環境的輻射，不少視頻直播網站如Ustream等，都充斥著把視像鏡頭瞄准家用測量儀器的24小時直播視頻。這個時候他們不需要一些權威式的指示，而是不偏不倚的真實科學數據，沒有這些他們連自決的機會也沒有。

Safecast繪製的褔島地區的輻射量測量地圖

或許容我介紹一下「Safecast」這個組織，簡單來說「Safecast」就是一個民間crowd sourcing輻射測量資訊的志願團體，在「3.11」大地震過後一星期由一群旅居日本的外國人自發組織，透過幾所大學的協助下，把從日本各地的自願者測量得來的輻射數據，經過整理後公開數據，並繪製成地圖，讓公眾參閱。又因為市面上測量儀器良莠不齊，所以他們亦會購買一些工業級數的精良輻射測量儀器，交給住在災區範圍的義工使用，定期提供數據，那些工業級測量儀不便宜，動輒也要七八百美元。組織甚至會自行開發一些度身訂造的儀器，例如有儀器可以在行車中間距測度輻射量，同時收集衛星定位數據，這樣就可以收集出大範圍和更細緻的測量數據，他們下一步更打算設計手持的簡易儀器給一般平民百姓。上述所提及的都是與錢攸關，就算四處去開車測量起碼也要汽油錢罷，所以他們很需要金錢上的支持。呼籲有能力的去一下到他們的網站，點擊一下「donate」掣，這或許是最實在叫日本人民「Carry On」的有形支持。

從斗室外望

終於要認輸了，沒有工作室的日子的確很難捱，無論思路或實際工作秩序盡失，那個已作古的工作室雖然小得有點寒酸，而且因為房間呈長方型，從前往往戲謔那不是一個房而是一個「坑」，當然毛澤東鎗桿子出政權，也不是始於延安的一個坑？一直對這小空間沒大多怨言，室雅何需大罷，更重要是其實這個小房間跟我鍾愛的日本建築「中銀膠囊塔」（中銀カプセルタワー，Nakagin Capsule Tower ）的房間大小差不多，都是10平方米左右，也一樣是房間末有一個小窗戶，是整個空間的靈魂；生活空間確實是小得可憐，相信不少人的睡房比這個還要大，不要奢想可以容得下閣下那46吋3D大電視，又或是奢望可以珍藏些什麼紅酒或玩意，但其實內裡基本設施、 浴室廁所、煮食爐頭、又或是當年流行的卡式帶音響及電視，其實已經一應俱全。其實換個想法，生活純粹到一個地步，還需要什麼？

這個看起來像樂高積木砌出來的建築物，或許有人會覺得難看，其實是日本建築大師黑川紀章（Kisho Kurokawa）七十年代的設計，也是當年盛行的所謂「新陳代謝主義」（Metabolism Movement）的代表作品之一。所有如放大了洗衣機的房間甚都是預製組件，一個一個用吊機安裝在中間的主軸柱上，體現這個運動所強調建築和城市應該和有機體一樣 ， 能夠生長變化 、 自我循環 。主軸柱日後可加高，房間組件亦可加可減，日後有損壞時可以像零件般去替換，而「新陳代謝主義」中很多作品都只是概念上紙上談兵，「中銀」是少數能夠落實建成，而且對理念還是個很好的體現。

在日本看建築是件賞心樂事，主要是其建築精品密度之高，差不多是全球之冠，隨意在地圖揮筆一畫，也可以成為一條觀賞漫遊歩道，簡簡單單從大久保駅出發，已有Tokyo International Forum打頭陣，再途經名店林立的銀座，可以看到名店如LV等誇張的禮物包裝型格的設計，也可以看那些保存甚佳的大正年代建築，例如差不多已經是銀座地標的「和光」百貨公司；再過一點就是我至愛的「中銀」，差點要衝上去扣門請住客讓我參觀一下（縱然他們真的在地面闢了一個空房給外人參觀。），到最後是未來色彩甚濃的汐留新開發商業區Sio-Site的建築群，這樣就可花上大半天。


今時今日「中銀」也逃不過面臨被遷拆的命運，主要是這三四十年大廈都欠缺保養，設施老化破舊，居住環境欠佳；縱然很多支持者奔走去促成保留或改裝，但大樓業主「中銀集團」老早已破產，被一個對沖基金收購，黑川紀章在生時，也提議過不用拆卸整個大樓，就好像換零件把房間換掉，再重新發賣一 樣可以賺錢，但這個毗鄰銀座黃金地帶的地皮，用來賣百多個廉價居房，那些算死草的hedge fund manager真是「睬你都有味」。其實黑川把這種「可加可減」的概念，引用在後來建成的全球第一家「膠囊旅館」（capsule hotel）裡面，這些本來給背囊客又或是喝到酩酊大醉而趕不及夜車回家的上班族短住的地方，因為近年經濟低迷的關系，已變成了很多無家者長租的居所，最近有商家在香港引入這種「膠囊旅館」，包裝成所謂「大空艙」，針對的已不是旅客了，而是索性變成月租的另類「檔房」，黑川紀章在生時大概不會意識到這種「可持續性」罷。

其實八九十年代香港也曾有過一條世界知名的建築步道，就是沿著金鐘道的「奔達中心」（即現在的「力寶中心」）、貝聿鉻的中銀大廈、兩個舊建築立法會大樓和舊中銀大廈（此「中銀」當然不是彼「中銀」）左右逢迎，到Norman Foster的匯豐總部，還可以加入當時還沒改到不倫不類，帶有殖民地風情的文華酒店，依稀記得沒改䢖前的歷山大廈大堂，有好些仿Art Deco的設計元素；太久沒到過力寶中心，不知那些蠻有特色的rural art拆掉了沒有。這些建築未必受人喜愛，但當年的確有外國人慕名而來，現在呢，就算我沒念過建築，也不用胡恩威告訴我，我也知道這個城市是多麼的「肉酸」。不是大眾審美水平退步了，也不是富豪荷包縮水了，上年兩位建築巨擘Norman Foster和Frank Gehry都在香港辦過展覽，其實都是為他們在香港的新計劃造勢，Foster的「西九」和「啟德」，Gehry的港島半山超穹級豪宅，都是大眾可望而不可致，因為建築成了對金錢和權力膜拜的紀念碑。我們對建築又敬又畏，大概如隈研吾著的《負建築》所言，因為並不是社會所有人都具有能夠建造建築物的特權。

Frank Gehry設計位于司徒拔道的豪宅

今年首次由中國建築師獲取建築界的最高榮譽的奧斯卡「普立茲克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以往一向都被西方建築師壟斷，但總會夾雜幾位日本建築師得獎人，不用奇怪日本建築水平，大概是那種復興國家的強烈心態，就如十九世紀美國芝加哥一場大火差不多把整個城市燒成焦土，卻成了後來新晉建築師的創作溫床，現代混凝土建築技術得到大躍進，摩天大廈得以誕生，也成就了所謂「芝加哥學派」，這份精神一直承傳至今，現在的芝加哥還是當代建築藝術的展覽廳。日本經過世紀初的關東大地震和二次大戰災難性的毀滅，並不對建築物的穩固性有所偏執，不會看作千秋萬世功業，沒有紀念碑的心態，反倒是對建築的短暫性的心理準備，這裡反映在為什麼日本對木造建築術的執著，其熱潮能夠承傳到今天。



新東京地標「東京晴空塔」（Tokyo Sky Tree）快將開放了，舊的「東京鐵塔」（Tokyo Tower）完成了半世紀有多的電視廣播的歷史使命，日本人對這個將是全球最高的電視塔翹首以待，並不是是單單為對高度紀錄載入史冊的追求，更多是希望從「3.11」大災難中走出陰霾，視為對希望的投射；以往日本年輕男女情侶會在晚上「東京鐵塔」下靜待關燈的一刻，視之為天長地久的祝福，當然也少不了以她為名的暢銷小說和電影，這些固然可以看作軟性的市場包裝，但也可以一窺日本人跟建築的感性聯繫，也許就是一埋埋冷冰冰的鋼筋混凝土的終極價值。這個其實不難感受的，只是那二千多呎的僭建地牢，跟「溫暖的家」的感性聯繫，最叫我不解。

（我沒忘記這是個有關攝影的博客，只是自己作品一向思考都市的靈魂，加上「3.11」一周年快到，有感而發而已。）

遺痕

本來以為完結了一大堆鎖事，這個年末可以安安靜靜的做些一直計劃著的東西，例如多點念書又或是更新一下博客，怎料收到一個奪命追魂call，自己使用著的工作室的房東要求大幅加租，沒辦法，不想阻止人家發達，只怪自己窮實在划不來，惟有無奈地匆匆的收拾細軟「收檔」，這一刻驟然感到廣東人「執笠」一詞實在非常到肉。始終要為一大堆無聊小事庸庸碌碌，耗費了不少時間精力；荷李活電影鬼才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一直不為主流片場體制所容，為了製作自己的影片要去四處張羅投資者，往往要自掏腰包，弄得自己潦倒一生，晚年一番感言叫我感慨：「我這輩子只用了2%的時間來拍電影，其餘的98%我只不過營營役役地去促成其事。」

工作室的一面牆壁是我收集的明信片「畫廊」，夾雜著一些照片，沒有一張是自己的作品，搬離清場時，我決定留下一張照片來考一下我那位房東，讓他丈八金剛一下也好，那是十九世紀英國攝影師芬頓Roger Fenton（1819-1869）的《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那是我從美國的「國會圖書館」裡免費下載的高清圖檔打印而成，這張照片對我而言有著無形的吸引力，原因大概如宋塔Susan Sontag所言：「芬頓的弔亡照以虛為實，看不到屍首的冥像。」（Fenton's memorial photograph is a portrait of absence, of death without the dead.）我想房東看到這張「遺物」，定必會想：「為什麼滿山牛糞？」

這張「死亡谷」照片中的當然不是牛糞，是一個個的炮彈。芬頓一直被描述為攝影史上第一個戰地攝影師，他在1855年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展開其間，受僱於英國政府派到當時俄羅斯帝國的克里米亞半島（Crimean Peninsular）拍攝戰況，那是一場不受英國民眾所支持的戰爭，芬頓受僱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為關於英軍負面報導太多（尤其是當時「泰晤士報」的全方位報導），當時的亞爾拔親王（Prince Albert）覺得有「撥亂反正」的報導需要，所以當時被國防部下令不能拍攝死傷的場面。這張照片其實有兩個版本，芬頓在同一位置原地不動的拍攝了兩次，一張是炮彈集中在小徑旁的小溝（上圖，簡稱「甲」），另一張炮彈隨機地散落在小徑上（下圖下簡稱「乙」），其中以後者為世人所認識。宋塔在遺作《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一書中，跟一些攝影史學家一樣認定芬頓是先拍攝「甲」，然後把炮彈擺佈在小徑上，來誇張一下戰情的激烈，增強恐佈感。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上「甲」、下「乙」）by Roger Fenton

上次「wish list」一文中提及《Believing Is Seeing: Observations on the Mysteries of Photography》一書Errol Morris 也有「調查」這個事件，主要是Morris本人讀到宋塔（及一眾史學者）純靠猜測攝影師芬頓的拍攝動機，又或是用一些心理分析，就認定了他拍攝的次序（「甲 」先於「乙」），就如一位他訪問的史學家所言：「在星巴克我怎會知道在我身旁喝咖啡的那位客人在想什麼？更遑論那個一百五十年前的仁兄？」，又例如為什麼不可是因為炮彈阻路，在照過「乙」將它們搬到路旁（「甲」）；也可以是士兵「回收」路上的炮彈「循環再用」，這樣也可以「乙」先於「甲」。

除了訪問一些研究芬頓的攝影學者、搜尋芬頓家書對當時情景的描述外，Morris本人甚至實地到了當時拍攝地點Sebastopol去考察，竟然給他找到當年拍攝位置，百多年後竟然變化不多，確定拍攝方向是面向西北方後，再咨詢一些攝影鑑證專家，嘗試用日照角度的差異去分析拍攝時間先後等等，希望用比較科學實證的方法去解答。最後定論是宋塔還是對的，佐證的卻不是靠那堆炮彈，而是幾顆左邊山坡上的不起眼小石塊，當芬頓（或是助手又或是士兵）移動炮彈時雙腳不經意碰到地上的石塊，石塊順著山勢輕輕滾落一點點，不過是地心吸力的小道理。這個「有雞先定有蛋先」看似多此一舉，但有趣的是Morris在跟一班專家訪談後，不論是史學家、策展人又或是科學鑑證專家，都先入為主的認為照片曾被擺佈，而不是靠自己調查出來數據或理據。（誰去搬動炮彈又或是動機何在仍然得不到結論，但Morris的調查過程實在有趣，沒買其書可看他當時在紐約時報的專欄連載。）

1855 Crimea. From "Fatescapes" series by Pavel Maria Smejkal

The National Civil Rights Museum, scene of Martin Luther King's assassination, 450 Mulberry Street, Memphis, Tennessee, August 1993 (formerly the Lorraine Motel) by Joel Sternfeld

把照片中僅餘的符號、所有的炮彈都移走又如何呢？捷克攝影師 Pavel Maria Smejkal把一些經典的新聞圖片，大都是關於戰爭和血腥慘案，用電腦把照片中的關鍵事物擦走，變成一張張的空洞埸景，其中也包括芬頓的「死亡谷」，系列稱之為「Fatescapes」。有別以往因政治目的而去篡改的圖像改變事件本質，Semjkal是把敘事的元素徹底消失，他希望讀者面對這些場景時，能切身處地去思考自己如在這些歷史事件其中，自身會怎樣去應對。

那些洗脫了慘劇痕跡的場景，令我想起Joel Sternfeld的「On This Site」系列，也是拍攝一些曾發生慘劇的地點，經過時間洗禮很多都已基本上找不到事件的痕跡，這些照片因應各人對歷史、圖像的有不同形式的認知，但照片本身「此曾在」並沒因此而改變。我們對事件的認知很大程度是由圖像建構出來，大部份都是媒體得來，記憶的搜尋機制也是會圖像先行，當我們不能配對的事Semjkal洗去照片中的痕跡，並沒有洗去這些事件，而最叫人著迷的不是我們能辯認到多少信息，而是我們沒能辯認出的那一些，Sternfeld的照片標題仍會為讀者提供事件的資訊「解迷」，Semjkal只有年份地點，認不到就是認不到。宋塔所言芬頓照片的「absence」是照片信息所在，Geoff Dyer寫「Fatescapes」卻認為：「這些圖片裡的「缺失」（absence）反映了我們知識的貧乏，留給我們一個影像展示了我們的無知。」

以下展示了Smejkal的作品，我不會逐張去交代原作是什麼，留待大家自己去解答，大概因為Google實在太手到拿來，相信我的前房東去理解那幅「牛糞」要賣力得多。

1968 Saigon

1936 Spain

1942 Kerch

1970 USA

1972 Vietnam

1989 Beijing

all photographs ©Pavel Maria Smejkal

Wish List

最近朋友送了一片DVD給我，是關於著名攝影書出版商Steidl的紀錄片《How to Make a Book with Steidl》，他大概知道我這輩子沒可能會可以在這個出版商出版攝影集，送給我聊了慰籍一下。片子其實拍得不是太特別，主要是描寫老闆Gerhard Steidl怎樣去為一堆大腕級的攝影師製作攝影集的過程，由Martin Parr到Jeff Wall又或是Robert Frank都有粉墨登場，沒有什麼高潮迭起，Steidl身兼出版和印刷，他的印刷機房其實只算屬於小型，與很多香港和內地的印刷廠相比之下實屬陽春，釘裝也要假他人代勞，也沒有什麼秘方式的製作工序，只不過是他能對品質有百份百的操控。

自己都跟進過不少攝影出版的製作，有自己的也有別人的，明白在印刷機床前看到成品出來的那種喜悅、失落、不憤又或是對品質監控不周的自責，我也明白很多時候出版就是一種labor of love，因為出版社大概有七成書是要虧本的，你要靠其餘三成賺錢的去補貼虧損， 所以有人也認為出版業是世界上最壞的行業之一。Gerhard Steidl本身也沒有什麼個人魅力，特別者大概是出差時要帶齊五個不同顏色的iPod Nano的習慣（去劃份不同類型音樂？），或是一副拿出紙筆跟攝影師討論時如警察落口供的poker face，那副嘴臉也難怪的，尤其當他對著很多對印刷流程一知半解，又或是不明瞭印刷品在再現上的限制的攝影師時，例如看見Joel Sternfeld拿著自己的iPhone屏幕裡的照片，去對照他那本用iPhone在杜拜的商場拍攝的攝影集《iDoubai》，一面狐疑的場面，老實說我也會「嘔血」，因為類似情況我也遇上過。但這個典型的control freak、偏執狂確實是親力親為去製作他的高檔攝影集（看見機房有垃圾時也會親自去打掃一下），會更加明白他那些動輒幾百美元的套裝攝影畫冊，昂貴得來自有他的道理。



這次提及這部片並不是作出推介（其實片子本身蠻悶蛋的），主要是為自己今年的wish list開路，又是老規矩，不是最新、最好，只是最希望得到，所以數量不多，而且今年刻意不去提及一些以往出現過的熟悉名字。

《Aftermath》 by Jörn Vanhöfen

前些時候在北京的「三影堂」看到由名報導攝影師Susan Meiselas有份策展的大型展覽「冰+煤」，這個有關環保議題的展覽固然有不少精彩的作品，展出的不少是大牌攝影師的名字，但策展視野略嫌狹窄了一點，有點流於現像式的呈現，對做成環境及生態傷害的誘因幾乎沒有一點觸及；此書命名為《Aftermath》我初聽時候也會有點「腳軟」，以為又是典型廢墟沉淪圖像，但難得此書也有觸及消費、經濟及都市發展層面，Joerg Colberg評此書時說攝影師把「一些看來不能連結的點連結起來。」手法成功與否我不知，確實可以增加閱讀上的肌理。


《Believing Is Seeing: Observations on the Mysteries of Photography》
by Errol Morris

著名紀錄片導演Errol Morris一向有在紐約時報撰寫專欄，很多時候都是有關一些攝影的著名個案調查，例如我以前也提及過他寫有關FSA的擺拍事件，這本是他專欄的結集。此君心思細密，作這類抽絲剝繭式調查文章不作他人選。當然我也期待他的新片《Tabloid》，講述七十年代一選美皇后綁架（說做「釋放」也可以）其心儀的摩門教傳教士，幾夕雲雨才被警方解教，從已看當年媒介怎樣炒作其事，嘩，想起都流口水罷。




《Contemporary Chinese Photographic Arts》
Edited by Gu Zheng

內地有關介紹當地攝影思潮的出版不少，我手頭也好一堆，但往往比較蕪雜，文字為主圖片為副，總是缺乏一個以介紹攝影師作品作主軸的總覽式著作，給作品以最好的狀態展現。著名攝影學者顧錚為美國出版社編著的中國當代攝影畫冊，300多頁涵蓋一大堆當時得令的內地攝影師作品，對於對內地攝影圈子不太了解的朋友，是一本很好的入門書。還有經常挑剔內地印刷質量或許不夠貴格的朋友，這次對這本硬皮精裝的出版應該沒投訴了罷。



《Desire For Magic: Patrick Nagatani 1978-2008》by Patrick Nagatani

美籍日裔藝術家Patrick Nagatani的劇場式擺拍作品（我當時還一直以為是二維的集錦照片）對我在學時期影響頗深，後來一次機緣巧合跟他聯系上，當他得知我一直都找不到他那本已絕版的攝影集《Nuclear Enchantment》時，很慷慨地送了一本給我。今時今日看他當時的作品可能會覺得粗糙，若論規模不及王慶松等的巨型製作，論手工精巧不及一眾以電腦技術加工為主的攝影師如馬良等的作品，但其批判性和道德力量仍然澎湃非常。這本是他的回顧展結集，從早期批判核武的劇場作品，到近年以佛教為題材的拼貼也有收入。


《Core Curriculum: Writings on Photography》by Tod Papageorge

「光孔」（Aperture）出版社的攝影文集一直都有一定水平，近年出版的新格式製作如《Photography After Frank》或《The Pleasure of Good Photographs》等「性價比」都很高，除了價錢不貴外，連一向對這類文集沒期待的插圖都用粉紙印刷，變得精美了，所以就算我大不清楚這本由耶魯大學教授Tod Papageorge（兼資深街頭攝影師）寫的文集是關於什麼，總會覺得買了不合口味也不會太「蝕底」。





《The Long Now》by Uta Barth

提起近期火熱的川上倫子，我總會想起Uta Barth（正如提起梅佳代會想到Helen Levitt），同樣是以正方片幅，同樣都是虛焦的美感，又是幽幽憩靜的色調，只是Uta嬸嬸比川上小姐年長了好一大截，我念書時認識她名字也不曉得「治療系」為何物。Uta Barth的結集很多，這本新近也許最值得收藏，她上年搬出已用了十八年的工作室，尋獲很多1979到1982年的還在大學時期的舊底片，都是從沒發表過。





《The Altered Landscape: Photographs of a Changing Environment》 Edited by Ann Wolfe

Nevada Museum of Art同名展覽目錄，看標題已不用我多作介紹，這種題材或許會認為有點老掉牙，想擁有是因為除了是自己杯茶之外，主要是參與展覽的攝影師人數近百，由「新地誌」到柴田敏雄或是Michael Wolf都有包含，年代，風格及創作媒介的誇度也頗大，是一個野心不少的展覽。





《Ed Ruscha: Road Tested》
by Michael Auping, Richard Prince & Ed Ruscha

Ed Ruscha算是出版獨立攝影集的祖師爺，幾本小批量製作的經典作品如《Twenty-Six Gasoline Stations》或《Thirty-Four Parking Lots》等早已是收藏家炒賣的囊中物，其實那幾本書的拓撲思維對我有一定的影響。別人為他出版的作品畫冊也是多得一拖拉庫，有好些更是針對他的攝影作品而來，但要了解Ruscha繞過他的平面藝術創作，而割裂其攝影作品獨立觀看總是有欠立體，這本展覽目錄相對其他主題性較強，以五十年代他在加州的公路旅程為主軸，從而看怎樣孕育出以上幾本攝影集及其他波普風格的繪畫作品，更重要此書出奇經濟，廿多美元有交易。



《Six Stories from the End of Representation:​ Images in Painting, Photography, Astronomy, Microscopy, Particle Physics, and Quantum Mechanics, 1980-2000》
by James Elkins

我經常在博客裡提一點有關科普的東西，但也可想像得到大家讀到時定必呵欠連場，所以這本書我不敢包大家會有興趣 。美國名藝評作家James Elkins，找來好些藝術和科學應用圖像，說出用圖像呈現現實的局限，更有趣的是談到用圖像去呈現「概念」的困難，例如在「量子力學」方面，基本上已無可能有攝影圖像可以利用來闡釋；又或是科學圖像是否拒絕美學的介入，都其實是很有趣的議題（對我來說）。


《Subway》by Bruce Davidson
《Gypsies》by Josef Koudelka

其實這兩本書不算在「wish list」之中，因為我早已擁有初版（證明自己老了），只不過最近「光孔」重新再版這兩冊經典攝影集，提醒一下有興趣的朋友不要錯過。東歐變天後《Gypsies》的遊子情懷不知會變成如何，今天紐約地鐵已沒有《Subway》裡那般藏污納垢，那種full frontal的拍攝手法已被YouTube式的窺視取代。當年「光孔」出版的攝影集今天看來印刷質數不算標青，今天再版質數上應該有一定長進。叫我不解是《Subway》一書在近年忽然洛陽紙貴，回想九十年代初我在一紐約攝影書店購入此書時，已跟出版時有兩三年之隔，還是賣著第一版，更自動送上一個出乎意外的作者簽名，而《Gypsies》本身更已是七十年代的出品，不像現在的攝影集可以一下子幾個月就賣光，又或是絕了版。是印量少了，還是讀者吞吐量大了？

（後記：近日睡眠出了很大問題，精神難免萎靡，文章我會盡力更新。另外定下了新規矩，讀者留言仍會開放，但恕我以後不會作個別回應，請諒。）

The only thing you can't do is ignore him

Jobs sits in his Cupertino, Calif., home in 1982. by Diana Walker

喬布斯走了，心裡總有點戚然。要「插」喬布斯，大把位可以入，左派liberals早已視他為眼中釘，以批判之聲作輓文（這裡或這裡），最糟是各界蜂擁而至的悼詞裡那些美言空泛不到位，媒體人云亦云，發覺他們不解喬布斯的程度，其實比那班在他生前已從朝到晚罵他的reality distortion field（不知「李氏力場」一詞是否由此而來）那一撮，好不了多少。奧巴馬也「抽水」，讚他是「美國偉大的革新者」，但很抱歉蘋果是間欠缺美國精神的電腦公司，要美國精神最好體視在美國的汽車，馬力要強，樣子夠狠兼碩大非常，什麼功能都要有，數據嚇人，是「加法」思維，但不好駕馭，少為駕駛者著想，總被譏為「直線跑車」；蘋果電腦就是什麼都要「減」，從iMac砍掉磁碟機，iPhone是一個按紐的電話，到最近的電腦連網絡連線也不設置，每次舉動都惹來非議，總被視為拙見，正如這位老哥名言「消費者從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今天跟一個九十後閒聊，什麼是磁片（floppy disk）他都已不太清楚了。

近來網上流傳次數最多的圖片，是Albert Watson在2008年替他拍的官方頭像，這個將會用作他那本自傳封面的照片，其實是典型不已的corporate image，喬布斯看著鎮鏡頭，看來自信冷靜，充滿叡智，手輕托著下活像羅丹的名作「思考者」（The Thinker），「Visual Culture Blog」對這張照片作了深入的分析，將所有畫面元素解拆，包括照片採光的方法跟蘋果產品的攝影同出一徹，手上的結婚指環是對家庭、公司的忠實標誌，而頭像僅及肩膊的裁剪比例，其實是回響歷史人物頭像雕塑的模式等。喬布斯年少得志，在眾多媒體出現的照片，都走不開青年才雋的框框，而叫我印像較深的，是「時代」周刊資深攝影記者Diana Walker在1982替他拍攝的一幀照片（見上圖），當時蘋果已上市，喬布斯也成了富翁，照片裡的他卻靜處在可以用「家徒四壁」來形容的房子裡，套他所言：「這是個非常典型的時刻，我當時還是單身，生活上需要的也不過是一杯茶、一盞燈和一套音響，你知道嗎？我當時擁有的大概只有這些。」這張相帶來的「迷思」，比Watson那張強不知多少。不錯，相中也沒有一台電腦，大概如當年賣鴉片的英商，自己不會走去抽大煙罷？

雖然我一直強調自己不算fanboy，只能算是半個geek，但我回望一下這廿多年來，說得誇張是蘋果伴著自己成長，基本上沒有錯過任何一代蘋果產品，從我生平第一台電腦是「Apple II Plus」，到使用摩托羅拉（Motorola）處理器的「Macintosh IIVX」，IBM PowerPC年代的G3和G4，近年使用英特爾的Core 2 Duo的Macbook或iMac。再加上第一代元祖「巨型」iPod，或第一天登陸香港就被電訊商「誠邀」我去出機的iPhone 3G，再聯想到自己其實平生從沒買過一台Windows系統的電腦時，開始感到冒汗，原來那股蘋果毒早已深入骨髓。

初中那台「Apple II Plus」帶給我好些快樂日子，那是一台「老翻」（盜版/山寨）電腦。不錯，那個時代電腦也有「老翻」的，原廠的蘋果就算在當年個人電腦層面上是多普及化，八十年代那千多美元的價錢對一個香港的藍領家庭是天荒夜譚，「老翻」的才不過一兩千，我的那台更是一位親友換上了IBM PC（也是一台「老翻」呢）而送給我呢。電腦得來說實在也是用來打機玩遊戲居多，父母不會阻止，總覺得有部電腦在家總是好事，總好過流連街上學壞，老式父母思維。那個年代黃金商場開始轉變成電腦基地，每星期的娛樂其中之一，就是一大伙去那裡看看有什麼新的遊戲可以拷貝，回家再大量複製其同分享，那個年代根本年知識產權概念，何況是我們那班豆丁。後來學校終於開辦電腦課程，大家不知從那裡收到風會有學校會裝備「正版」蘋果電腦，興奮了好些日子，換來的卻是英國廣播公司BBC旗下公司的個人電腦，又醜又擴充性低，無辦法，殖民地年代中央採購，總會偏坦英國貨，歷史洪流把這部電腦沖到不知何處，沒啥人起得起。

結果會考電腦科成續一般，我也清楚自己非池中物，而我當年的同學，泰半後來都是從事電腦或資訊科技行業，他們會不約而同的告訴你，他們的Apple II啟發了他們對電腦事業的興趣，最重要的是，大家作為理科生，一直有種對人文科學絕緣的感覺，機械是冷冰的，念理科也是因為長輩訓示可以容易獲得一份高薪的工作而已，忽然有人可以將科技機器拿出一種感性聯系出來，稱可以改變世界，是市場推銷技倆又好，或是一堆屁話也好，今天也許已習以為常，昨日卻是一種頗大的心靈衝擊。1997年重返蘋果時，第一時間作的舉動，不是推出什麼新產品，而是「Think Different」這個屁話廣告，從沒有科技公司有這種浪漫的mission statement，這個從沒有在電視出街由他親自旁白的版本，儘管說我soppy，很難否認那是個動人的演譯。



後來念設計、攝影，要用得上Photoshop、Pagemaker又或是Illustrator，可是這些軟件早年只有在Macintosh平台獨享，所以下了個狠心，問家人借錢斥巨資買了台Macintosh，那台Mac害得我出來工作了好一段時期才能清還欠款，現在用Mac基本上那股酷味已經消失得七七八八，九十年代前用Mac簡直是counter culture，因為能見度實在太低了，人們的反應頂多是「噢，我在大學的lab見過！」，型格就是型格，但軟件也不好找，更不幸的我買的那台是公認Macintosh II系列效能最低的，機器不濟其實也反映了當時公司的狀態，主政的就是那位「賣糖水」– 前百事可樂總裁John Sculley，Windows已獨領天下，蘋果卻進退失據一團糟。當然The rest is history，再提也沒意思。

我懷念當年他跟蓋茨Bill Gates的瑜亮之爭，那段時間是個人電腦技術突飛猛進的年代，「視窗」與蘋果系統的互鬥，也體視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競爭精神，相互進步；喬布斯回歸蘋果，「視窗」早已獨霸天下，「微軟」公司也成了大白象，沒有挑戰，出品了好些為人疚病的產品；蓋茨是世界首富，明顯沒有了鬥心，遂變成喬布斯的個人表演，實在不好玩，這個情況直到Google的堀起為止。我當然不贊成對他有偶像式膜拜，什麼教主之類的稱號實在叫人雞皮疙瘩，不錯，喬布斯沒有改變世界，他只令生活過得容易一點，對我家中沒有中學畢業過，連用遙控器也有困難的兩老，一台iPad把他們待奉得貼貼服服，每天毫無難度地去看看新聞，玩玩麻雀遊戲免於腦退化，這點容易得來不易。但如果是單單是因為帶來好玩的電子產物而令一位推銷員的逝世能惹來巨大的回響，這個實在看不起主流民眾的智慧，對喬布斯這個混蛋的懷念，也許暗示嬰兒潮精英一輩叱咤當世的時代終結，美國引以為傲的meritocracy日漸脫色，今天是庸才和smartass當道，最紅的偶像是Lady Gaga，或許是Justin Bieber，喬治布殊可以當總統，唐英年大有機會是未來特首，想到這裡難免黯然。

這篇文章跟攝影好像拉不上邊，要穿鑿附會的話，除了是攝影師是蘋果產品的大用家外，可能大家有所不知：「甲骨文」公司CEO Larry Ellison結婚的時候，喬布斯是「官方攝影師」！

不再隱形

©Robert Ng

不錯，自己「隱形」了好些時間，除了手頭上有一大堆工作在糾纏著沒完沒了之外，也趁機花了點時間為自己作了些soul-searching，我想這大概是典型快要踏入不惑之年的人會做的事情，腦袋裡充斥著很多想法，當然有對攝影本身的，也還認真考量了這個博還應寫下去與否、自己幼兒園級數的觀念還有沒有市場等。最近讀了一些主流媒體文章，看到一些攝影媒介的價值觀被歪曲，心裡有點按捺不住，還是告訴自己要寫下去。也許有點不知廉恥，阿Q的說法是自己或許能為這個博的讀者多提供一些思維上的選擇，儘管他們可能只是那區區二三十人。要我這等白丁充撐場面，有識之士去了在哪裡？

當然我終於「浦頭」的誘因還不只這個，除了是前天終於踏入了不惑之年的關口，要告訴大家攝影豬還活著之外，最近警方對新聞自由肆意踐踏叫人憤慨，昨早三百多記者和攝影記者遊行到警察總部表達不滿，雖然未克出席，也穿了件黑衣精神上去聲援一下。不再嘮叨，借來舊同事拍的照片一貼，言簡意賅，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