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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以為完結了一大堆鎖事,這個年末可以安安靜靜的做些一直計劃著的東西,例如多點念書又或是更新一下博客,怎料收到一個奪命追魂call,自己使用著的工作室的房東要求大幅加租,沒辦法,不想阻止人家發達,只怪自己窮實在划不來,惟有無奈地匆匆的收拾細軟「收檔」,這一刻驟然感到廣東人「執笠」一詞實在非常到肉。始終要為一大堆無聊小事庸庸碌碌,耗費了不少時間精力;荷李活電影鬼才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一直不為主流片場體制所容,為了製作自己的影片要去四處張羅投資者,往往要自掏腰包,弄得自己潦倒一生,晚年一番感言叫我感慨:「我這輩子只用了2%的時間來拍電影,其餘的98%我只不過營營役役地去促成其事。」
工作室的一面牆壁是我收集的明信片「畫廊」,夾雜著一些照片,沒有一張是自己的作品,搬離清場時,我決定留下一張照片來考一下我那位房東,讓他丈八金剛一下也好,那是十九世紀英國攝影師芬頓Roger Fenton(1819-1869)的《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那是我從美國的「國會圖書館」裡免費下載的高清圖檔打印而成,這張照片對我而言有著無形的吸引力,原因大概如宋塔Susan Sontag所言:「芬頓的弔亡照以虛為實,看不到屍首的冥像。」(Fenton's memorial photograph is a portrait of absence, of death without the dead.)我想房東看到這張「遺物」,定必會想:「為什麼滿山牛糞?」
這張「死亡谷」照片中的當然不是牛糞,是一個個的炮彈。芬頓一直被描述為攝影史上第一個戰地攝影師,他在1855年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展開其間,受僱於英國政府派到當時俄羅斯帝國的克里米亞半島(Crimean Peninsular)拍攝戰況,那是一場不受英國民眾所支持的戰爭,芬頓受僱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為關於英軍負面報導太多(尤其是當時「泰晤士報」的全方位報導),當時的亞爾拔親王(Prince Albert)覺得有「撥亂反正」的報導需要,所以當時被國防部下令不能拍攝死傷的場面。這張照片其實有兩個版本,芬頓在同一位置原地不動的拍攝了兩次,一張是炮彈集中在小徑旁的小溝(上圖,簡稱「甲」),另一張炮彈隨機地散落在小徑上(下圖下簡稱「乙」),其中以後者為世人所認識。宋塔在遺作《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一書中,跟一些攝影史學家一樣認定芬頓是先拍攝「甲」,然後把炮彈擺佈在小徑上,來誇張一下戰情的激烈,增強恐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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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wish list」一文中提及《Believing Is Seeing: Observations on the Mysteries of Photography》一書Errol Morris 也有「調查」這個事件,主要是Morris本人讀到宋塔(及一眾史學者)純靠猜測攝影師芬頓的拍攝動機,又或是用一些心理分析,就認定了他拍攝的次序(「甲 」先於「乙」),就如一位他訪問的史學家所言:「在星巴克我怎會知道在我身旁喝咖啡的那位客人在想什麼?更遑論那個一百五十年前的仁兄?」,又例如為什麼不可是因為炮彈阻路,在照過「乙」將它們搬到路旁(「甲」);也可以是士兵「回收」路上的炮彈「循環再用」,這樣也可以「乙」先於「甲」。
除了訪問一些研究芬頓的攝影學者、搜尋芬頓家書對當時情景的描述外,Morris本人甚至實地到了當時拍攝地點Sebastopol去考察,竟然給他找到當年拍攝位置,百多年後竟然變化不多,確定拍攝方向是面向西北方後,再咨詢一些攝影鑑證專家,嘗試用日照角度的差異去分析拍攝時間先後等等,希望用比較科學實證的方法去解答。最後定論是宋塔還是對的,佐證的卻不是靠那堆炮彈,而是幾顆左邊山坡上的不起眼小石塊,當芬頓(或是助手又或是士兵)移動炮彈時雙腳不經意碰到地上的石塊,石塊順著山勢輕輕滾落一點點,不過是地心吸力的小道理。這個「有雞先定有蛋先」看似多此一舉,但有趣的是Morris在跟一班專家訪談後,不論是史學家、策展人又或是科學鑑證專家,都先入為主的認為照片曾被擺佈,而不是靠自己調查出來數據或理據作出判斷。(誰去搬動炮彈又或是動機何在仍然得不到結論,但Morris的調查過程實在有趣,沒買其書可看他當時在紐約時報的專欄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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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 Crimea. From "Fatescapes" series by Pavel Maria Smejk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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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洗脫了慘劇痕跡的場景,令我想起Joel Sternfeld的「On This Site」系列,也是拍攝一些曾發生慘劇的地點,經過時間洗禮很多都已基本上找不到事件的痕跡,這些照片因應各人對歷史、圖像的有不同形式的認知,但照片本身「此曾在」並沒因此而改變。我們對事件的認知很大程度是由圖像建構出來,大部份都是媒體得來,記憶的搜尋機制也是會圖像先行,當我們不能用圖像配對事件時,想像便溜進來了。Semjkal洗去照片中的痕跡,並沒有洗去這些事件,而最叫人著迷的不是我們能辯認到多少信息,而是我們沒能辯認出的那一些,Sternfeld的照片標題仍會為讀者提供事件的資訊「解迷」,Semjkal只有年份地點,認不到就是認不到。宋塔所言芬頓照片的「absence」是照片信息所在,Geoff Dyer寫「Fatescapes」卻認為:「這些圖片裡的「缺失」(absence)反映了我們知識的貧乏,留給我們一個影像展示了我們的無知。」
以下展示了Smejkal的作品,我不會逐張去交代原作是什麼,留待大家自己去解答,大概因為Google實在太手到拿來,相信我的前房東去理解那幅「牛糞」要賣力得多。
1936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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