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ay's Palace, Jebel Makhoul, Iraq 2009 © Richard Mosse
Aaron Schuman：在過去的二十年誕生了一股被稱為「災後攝影」（Aftermath Photography）的風潮，你認不認為你的作品是這個運動的一部份？
Richard Mosse：「災後攝影」把「新地誌攝影」（New Topographics）裡所有有趣的東西抽出來，然後將其變為一個電影場景。謝天謝地，有一個地方是屬於那些攝影師……那個地方叫「底特律」（Detroit）。
Aaron Schuman：但你怎樣區分你在伊拉克或塞爾維亞所拍攝的廢墟圖像，和那些帶著沉重腳架和大畫幅相機、蜂擁到底特律或卡特里那風災後的新奧爾良（New Orleans）那群攝影師拍的廢墟？
Richard Mosse：我得承認確實很難。雖然即使我一些作品在形式上類似災後攝影，但我還是覺得我的做法和意圖還是有其明顯的差別。
對於浪漫主義詩人，廢墟擁有著巨大的寓意權力，這種力量在今天的當代攝影也常常出現。也許廢墟在整體形式上的缺陷，對我們而言標誌著跟其以往所代表有所不同的東西–它永恆的共鳴會隨著每一個年代而轉變。儘管如此，我們仍然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德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風景畫家）的圖像所吸引，我不太確定我們是否面對著這種著迷時還可表現出自己的誠實。 我對於「災後攝影」最感吃驚的是很多攝影師經常置自己於道德高地。他們將進入黑暗的旅途變成了一種「道德上的表現」，目睹災難變成了一種實現顯貴者應有高尚品德（noblesse oblige）的虔誠之舉，而實際上決不是那一回事。我猜想，大多數災後攝影只是一個藝術家通過極端旅遊去追求事物意義和真實性。這令我想起那些「厄運詩人」（poète maudit），或浪漫的反英雄，去到天涯海角和違背所有道德界線去尋找終極的審美體驗。這種不負責任的，自我毀滅的惡行最好體現在那班縱酒、任性生活的藝術家如蘭波（Arthur Rimbaud ，十九世紀法國詩人）或高更（Paul Gauguin，法國後印像派大師）。亞當斯（Robert Adams）抱怨著紀實攝影所助長的「責任感」，似乎卻使到攝影中的「厄運」（maudit）元素不能再發生。
以上對話摘錄自今期《光孔》（Aperture, Summer 2011）裡一個由美國攝影師Aaron Schuman跟愛爾蘭裔攝影師Richard Mosse的對話環節，他這段對答非常巧妙，坦白得來又會顯得避重就輕，覺得精彩所以花了點時間將它翻譯過來。
Richard Mosse近期一位受注目的新晉紀實攝影師，年紀輕輕（才三十歲多一點點）已有一個甚為可觀的portfolio，而且也是今年「古根漢基金」攝影類獎項得主。他是那種所謂「藝術與新聞攝影結合」的攝影師，用8x10吋大畫幅照相機拍攝戰爭廢墟如在伊拉克被美軍佔據的薩達姆的皇宮，或可視為挑戰正統媒體新聞攝影的做法，這種做法也惹來一些紀實同行的戲謔。其實他一樣跟傳統的新聞或戰地攝影師般會站到最前線，一樣要置自己安危不顧，閒時一樣會跟他們去酒吧喝兩杯。
Colonel Solel's Boys, North Kivu, Eatern Congo, 2010. © Richard Mosse當然由於受制於大畫幅相機的靈活性，他拍攝的戰爭圖像可以說跟早年的Matthew Brady或Roger Fenton拍攝的，其實沒有兩樣，沒有劍拔弩張的情景，都是一些靜態的場面展現，卻因此往往淡化了這些場景的危機意識 ，如 Fenton甚為著名的「Into the Shadow of the Valley of Death, 1855」。Mosse用的「花臣」比較多，例如較近期的「Infra」系列就用上了以往軍事上偵察用的紅外線菲林，拍攝非洲剛果的叢林游擊隊，這些菲林產生一種詭異的色彩，將綠色的植物變成鮮豔的粉紅色，本來用以顯露出匿藏的敵人，他卻視之為用來演譯現實的手段之一，喻意這些非洲國家內戰不易被世人所注意云云 。認同與否是一回事，但這種意識形態跟攝影術還沒誕生時，甚至沒被現實主義所取代的浪漫主義和歷史繪畫流派有點相像。
曾在外國看過Mosse的作品展出，還有他拍攝的錄像作品，面對他的作品我始終帶著點疑惑。不得不承認他的作品「氣場」很大，氣度魁宏甚至有點華麗，確實叫人嘆為觀止，只是有時覺得太過著意從繪畫傳統去構思作品，而缺乏對詮釋現實那份個人視角的獨特性。採用這些另類手法會不會令我看多一點、或感受多一點，又或是能否挑戰我對事件的價值觀，甚至於到最終也不過是一種經過精心包裝過的「maudit」，這個我自己也說不準。
Former teahouse in a park next to the Afghan Exhibi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chievements in the Shah Shahid district of Kabul. Balloons were illegal under the Taliban, but now balloon-sellers are common on the streets of Kabul providing cheap treats for children. © Simon Norfolk
這種「復古」思維，類似另一名英國攝影師Simon Norfolk，他比較屬於「賊過興兵」式的戰爭圖像，拍攝的是文明被戰爭摧毀的痕跡。這種拍攝思維跟Mosse有點不同，是以攝影圖像作為類似考古學的調查，以他拍攝的阿庫汗為例，近幾十年來被多個戰爭所蹂躪，他所「發掘」的有前蘇聯入侵是所遺下的炸彈和坦克，到新近英美聯軍所做成的破壞，這種抽絲剝繭式的調查就如攝影師本人所言，就像德國考古學者Heinrich Schliemann在1870年間發現特洛伊古城（Troy）時，發掘下去時發現地下總共有十一個城市遺跡，每每當一個城市被戰爭破壞時後人就在其廢墟上重建生活。
他比較近期的展覽計劃，是追溯十九世紀英國攝影師John Burke拍攝的1870年代的第二次英阿戰爭的照片，縱使自己2001在阿庫汗拍攝過好些照片，但他都是在一兩年前才曉得John Burke這個名字，從Burke的照片獲得啟發，決定重回伊拉克，假設Burke是他的導遊和導師，指引下拍下一些新近的作品。喜歡這種攝影跟時代和歷史的掛鉤，比較對我胃口。
其實Mosse談到Robert Adams對攝影中被強行綑綁的「責任感」有所不滿的一席話是十分有趣的，這個有機會再作詳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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