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豬影像隨筆 by Fotopiggie

我要宣布我終於買了一台數字抓拍相機。 很多人對我作為專業攝影師竟然沒擁有一台數字小型照相機感到訝異，我一直找不到一個非買不可的理由，最接近的一個是：要為自己多買一件玩具而已。對，相機很多時候對我或大家而言是一件玩具，或者是逗自己開心的方法。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有一篇有名文章叫「玩具的哲學」（A Philosophy of Toys, 1853）就說明了玩具是用來構成一個微縮版的成人世界，由「煮飯仔」，大富翁到玩具鎗都如是，小時候會玩那些藏著噴水鎗的照相機，戲弄人之餘不就印證照相機是武器的想法嗎？（一笑） 攝影器具玩具化是一直演變出來的趨勢，現在小型的數位相機根本已不像十年前我們心目中的相機，變得更講求設計美感，盡量剔除「器具」的意識而更強調為一種「身外物」，其實不是單單是現在相機器具玩具化，而是整個攝影行為也遊戲化，攝影作為消閒活動古往有之，以往沙龍活動都是律師醫生等專業有閒階級的活動。但作「戲」者則是近年多見，傳達訊息也許變得不太重要，我在「五一」長假在旺角擁擠的行人專用區經過，除了有各式「美」少女幫手促銷新鮮的電子產品，四周簇擁著的都是拿著全副武裝的照相器材的業餘攝影發燒友，在悶熱的天氣下無不大汗淋漓，我也替他們叫苦。可以想像這一班花鉅資買手上的器材的發燒友，平日很難找到渠道去宣泄拍照的欲望。如果用波特萊爾的說法引申出來，上述一眾甘願「貼錢買難受」的發燒友，買的「玩具」就是希望建構一個「專業」的虛擬世界。我等靠攝影掙一口飯之輩看到，除了苦笑幾下「專業」被浪漫化的行為外，笑也笑自己一份兒，都中了相機商家的設下的陷阱，說到底相機很多時候也不過是「過過手癮」的玩具而已。 （原文上載於06年6月） 後記： 大概是年尾發花紅，加上經濟大好，最近大家都嚷著要買照相機。而我卻是眾人的《選擇》月刊，但每每澄清自己對器材市場其實不甚了了時，都換來一副副疑惑的樣子。我常對他們直言，各品牌相機質數之差異，比品牌在你心中的效應顯得微不足道。上文所說的「玩具」我現在還在使用中，可以告訴你那是一次錯誤的選擇，大家滿意了罷。 如只是過過手癮，可考慮此款Bob the Builder的玩具照相機，因為它設有： A realistic shutter sound and flash A pretend lens that twists and clic...

意猶未盡，再說小朋友。上周末到過一位四歲號稱「全世界最小的專業攝影師」的葉晴小妹妹的個展，第一個衝著來的問題當然在於何謂專業？這個展覽期間售賣的書簽和明信片是作為「關愛之家」籌款之用，可是我參觀的時候卻不見有售賣攤位，或許售罄了罷。葉小妹妹的展覽取材都是一些日常生活對事物的探索，時令節日旅行景點等，老實說我自己都不太清楚用什麼的一套準則去審視這些作品，如果希望從一個四歲小孩的眼中看世界，你會絕對失望，因為整個計劃是在一個成人主導的圈子進行，題材動機展示方式⋯⋯都是大人們在背後choreograph出來，包括那些很凸兀的從小朋友角度出發「設計對白」式旁述，我期盼那些充滿童真的圖片並未出現，最深刻的幾幀是她去拍攝當獸醫的親人（忘了，應該是她姑姐）在為狗隻進行手術的圖片，那些頗血淋淋的圖片，似乎是滿足我等大人的好奇心多一點。 葉小妹妹不算是「天才」(prodigy)，只算得上比較聰穎而已。攝影很難去衡量小朋友是否有天賦，音樂可以用作曲和演奏能力去量度（例如莫扎特五歲就能作曲了。），視藝方面例如杜勒（ Albrecht Dürer ）和畢加索年少時都已經被視為天才畫家，以往的攝影名宿不少是小時候就拿起照相機，史川德(Paul Strand)12歲就有一台布朗尼(Brownie)相機；哥賓Alvin Langdon Coburn八歲就會用4x5柯達相機；Brett Weston因為有Edward Weston這個殿堂級的父親的「照料」，很自然地12歲時就懂得去認真拍照，14歲就有德國刊物Photo Eye刊登其作品；但他們都叫不上天才，全因為他們傳世的作品都是後來經過累積智慧所獲得，唯一可稱得上天才的大概是 拉帝格Jacques Henri Lartigue (1894-1986)，出身富家子弟的他5歲時候就擁有一台相機，就開始了他多姿多采的攝影生涯，盡覽巴黎二戰前的閑適生命，時尚美女飛機賽車，我認為他最好的作品在他35歲前已完成，大概是 早熟的代價罷， 要他永遠保 持著5歲時的好奇心實在太難。Halla Beloff在《Camera Culture》（一本好書）精辟地總結了兒童攝影的普及性，只有兩種障礙：technology and money，只要去掉這兩個障礙，小孩就能拍照，因為他們 希望 拍照，本能上希望捕捉和擁有他們喜歡的一事一物，這個是本能，不是天份。「問題在於 ...

YouTube多垃圾是事實，但間中會撿到寶物。最近發現Jim Hall（畫面左方）和Barney Kessel（右）兩位風格南轅北轍的爵士吉他大師合奏的錄像片段，大概是六十年代的片段，畫質自然心裡有數，畢竟瑕不掩瑜，是一趟精彩的演出。 Barney Kessel(1923-2004)風格深受爵士電吉他先驅 Charlie Christian 影響，甚至他用了大半輩子的吉他的古老拾音器，就是所謂 Charlie Christian Pickup 。Kessel的最著名作品並不是個人作品，而是跟著名低音吉他（貝斯）手Ray Brown和鼓手Shelly Manne合作的三重奏《Poll Winners》系列，顧名思義這三位五十年代當時得令的樂手的確囊括當時雜誌選舉的最佳吉他手、貝斯手和鼓手的獎項，合作是理所當然。五十年代三重奏（trio）是新鮮事，還有這張異常騎呢的封面（我稱之為三個 麻甩佬揸住碌棍 ），大概是因為poll跟pole（棍）同音罷。Kessel樣子很卡通，有點像大力水手裡的布魯圖，但他是少數力量型爵士吉他手，彈奏速度和力度都非常出眾。我常常覺得他在爵士界被忽視，大概是因為他的jazz purity不夠，常常跑去為搖滾樂手例如The Beach Boys或The Monkees等彈奏，但數有名的還算他是為Julie London名曲《Cry me a river》的伴奏。 Jim Hall(1930-)比Kessel晚了一個輩，他風格相對較現代，很多時用一些比較 深遽 的scale和旋律。他喜歡演奏自己原作的作品，擅長慢歌，晚年就比較專注作曲的工作。我最愛Jim hall的作品，一定是他1962年跟鋼琴詩人Bill Evans合作的二重奏經典大碟《Undercurrent》（還有「續集」《Intermodulation》），那個淒美到不得了的封套，包裝著一首首精彩的樂曲，現在仍然在我的iPod定期出現。現在78高齡還未言休，還可以常常看到他的演奏會，看過一些他近期演出錄像，無何避免地有老態：看到他顫抖的手我也曾替他擔心過，但出奇地出來的旋律仍是如常地優雅美麗，這個大概是aging gracefully的好例子。 《Undercurrent》Jim Hall & Bill Evans 《The Poll Winners》Barney Kessel wi...

忙了整整半個月有多，終於有機會正正常常在週日休息了，調開電視機終於有機會看到那個傳聞已久，教導小朋友去拍照的節目。當主持的那位「哥哥」其實是我的合作伙伴，所以聽到他間中吊著嗓子去逗小朋友，就禁不住笑了起來。有時看到他貫輸給小朋友的論點，老實說連成人都要時間消化，小伙子在鏡頭前面也只能勉強附和好了，話雖如此其實那是一個頗好玩的節目，出外走走看看世界，近幾年的小學都流行多元媒介的「優質教育」，這些出外拍照回來大家分享的模式，對小伙子來說已不陌生了。看得興起，找來一片已封塵，買回來還未看個一趟的影碟，是部紀錄片叫《Born Into Brothels》（台譯「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是04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導演是一位美國女攝影記者Zana Briski，這部片紀錄了印度加爾角答紅燈區裡性工作者的孩子們，一個個很苦很苦的故事，女孩子一生出來基本上注定要走她母親的舊路，可以說沒有改變命運的機會。給予小朋友們照相機教導他們拍照，去拍攝他們眼中的世界，貫輸這個世界雖未盡人意但仍有美好事情，嘗試在這個黑暗境地點一個燭光；說得消極點，給他們做一個夢，夢醒了，不也就是回到一個地獄。這部片並不是我所料一面倒贏得眼淚（看過有人提過選擇兒童作為紀錄片拍攝對象是一種取巧，因為幾乎無法犯錯。）在網上的討論意見很分歧，不乏偏激的言論，有很多人對片中女導演中扮演救世者的角色不以為然，卻一直強調自己不是社工或救援組織，被網友認為是推卸責任，只是借這個題材去為自己名氣拿好處，更難過的是聽到這群孩子在拍攝完畢之後生命比之前更差。固然片中很多地方有爭議的地方，就如片中有一幕小男孩被家人一陣毒打，導演應該加以阻止或是固守紀錄片守則不予干預？也是可以談到千秋萬世也未嫌夠。Briski後來成立一個名為 Kid with cameras 的組織，在世界各地提供課程，以兒童的作品作為銷售，收益用作改善他們生活或提供教育機會；網頁上提及過片中那班小孩子的近況，慶幸的他們不如影片末的描述那麼絕望，其中有部份還算活得不錯。 也想起自己還有一本十多年前買下（又是封了塵）的書叫 《Shooting Back》 ，是資深的攝影記者Jim Hubbard的一次行動，把照相機交給一班無家可歸的兒童，找來一班行家同儕也對他們作一些簡單的相機操作訓練，然後讓他們拍攝他們身邊周遭的環境。這類很有權力下放色彩的拍攝行為，對象都是一眾我...

（抱歉，工作太忙，剛整理好一段舊作，新作下週見面！） 執筆時剛巧是意大利熱那亞G8八國高峰會一位示威者被殺一周年，恰巧史丹菲Joel Sternfeld又出版一本G8示威者造像的結集，令我想到全球化這個題目很少紀實攝影師會去觸及，因為很難觸到癢處，就算是都只是一些示威衝突或貧窮的畫面而已。前幾年 （說起來是九十年代初）讀到關於「新社會紀實主義」的文章，想起來的確對我思潮掀起不少漣漪。說來它不是一種組織性的運動，說他是「新」又談不上，七十年代已興起，實在是藝評人一廂情願的想法，只不過八十年代後現代思想興盛，充斥著各種反思和破舊立新之見，紀實攝影也不例外，正是這樣在歸類的方便下也就說成是「新」的了 （這裡也要澄清一下，我現在所提的 "New Social Documentary "，並不是美國前現代藝術館攝影館長John Szarcorski曾舉辦的包括Garry Winogrand等攝影師的 "New Documents" 展覽）。 傳統紀實攝影在攝影史後半期，確實一定程度上在其富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年代擔當著改變世界的功用，如早期路易士 · 海恩 (Lewis Hine) 的童工照片，確實對制定童工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往後在三十年代，德國也有左翼運動如工人攝影聯盟，以相機作為抗爭的工器，又美國大蕭條年代也有政府鼓動的FSA (Farm Security Authority)，也動員不少出色的攝影師如埃文斯Walker Evans、蘭芝Dorothea Lange等等，在這個層面上雖難免會流入宣傳工器 (propaganda) 的框框，但是其令「貴族 (權力) 階級認知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一直秉承到現今。早期這種具申訴式而單向的 (即由下而上的) 傳訊方式，因為資產階級無法看到無產階級的世界而造成，有趣的是廿世紀三十年代德國的工人攝影運動更下一成，希望給予工人的眼睛 (他們稱之為「自然的照相機」 natural camera) 一個機會去感知自己的世界，因為他們一向被抽離自己的視覺環境，往往未能把所目睹的視覺原素跟它的內在意義相連，在訓練他們的視覺及社會觸覺之後（包括透過攝影比賽，賽後會有技術及美學評價，當然政治觀點先行，所有表現醜惡的事情皆不能隱藏、潤飾），最後工人能夠利用相機作為階級鬥爭的「武器」，如他們的口號Das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