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了整整半個月有多，終於有機會正正常常在週日休息了，調開電視機終於有機會看到那個傳聞已久，教導小朋友去拍照的節目。當主持的那位「哥哥」其實是我的合作伙伴，所以聽到他間中吊著嗓子去逗小朋友，就禁不住笑了起來。有時看到他貫輸給小朋友的論點，老實說連成人都要時間消化，小伙子在鏡頭前面也只能勉強附和好了，話雖如此其實那是一個頗好玩的節目，出外走走看看世界，近幾年的小學都流行多元媒介的「優質教育」，這些出外拍照回來大家分享的模式，對小伙子來說已不陌生了。看得興起，找來一片已封塵，買回來還未看個一趟的影碟，是部紀錄片叫《Born Into Brothels》（台譯「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是04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導演是一位美國女攝影記者Zana Briski，這部片紀錄了印度加爾角答紅燈區裡性工作者的孩子們，一個個很苦很苦的故事，女孩子一生出來基本上注定要走她母親的舊路，可以說沒有改變命運的機會。給予小朋友們照相機教導他們拍照，去拍攝他們眼中的世界，貫輸這個世界雖未盡人意但仍有美好事情，嘗試在這個黑暗境地點一個燭光；說得消極點，給他們做一個夢，夢醒了，不也就是回到一個地獄。這部片並不是我所料一面倒贏得眼淚（看過有人提過選擇兒童作為紀錄片拍攝對象是一種取巧，因為幾乎無法犯錯。）在網上的討論意見很分歧，不乏偏激的言論，有很多人對片中女導演中扮演救世者的角色不以為然，卻一直強調自己不是社工或救援組織，被網友認為是推卸責任，只是借這個題材去為自己名氣拿好處，更難過的是聽到這群孩子在拍攝完畢之後生命比之前更差。固然片中很多地方有爭議的地方，就如片中有一幕小男孩被家人一陣毒打，導演應該加以阻止或是固守紀錄片守則不予干預？也是可以談到千秋萬世也未嫌夠。Briski後來成立一個名為Kid with cameras的組織，在世界各地提供課程，以兒童的作品作為銷售，收益用作改善他們生活或提供教育機會；網頁上提及過片中那班小孩子的近況，慶幸的他們不如影片末的描述那麼絕望，其中有部份還算活得不錯。
也想起自己還有一本十多年前買下（又是封了塵）的書叫《Shooting Back》，是資深的攝影記者Jim Hubbard的一次行動，把照相機交給一班無家可歸的兒童，找來一班行家同儕也對他們作一些簡單的相機操作訓練，然後讓他們拍攝他們身邊周遭的環境。這類很有權力下放色彩的拍攝行為，對象都是一眾我們認為不懂去拍攝的一群，準確一點說我們主觀地認為不懂去處理視覺元素的一眾，以往出現過的例子有民工、農民、長者等等。在這些攝影計劃中，我們都不約而同地期望從他們發現一些特別的觀點，而不是局外人那種陳腐的審視。可是這種「他們眼中的」模式很多時卻要經過「我們眼中的」門檻，策劃人有意無意間在教授及篩選作品時，都不可避免使用自己個人的審美標準、價值觀或意識形態，這個情況在《Shooting Back》尤其明顯，所選取的作品都有強烈傳統紀實或新聞攝影的風格，構圖公整主題清晰，換句話說我們觀看這些作品所得到的驚喜，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拍得成熟，出於我們對其水平的期盼，拍出成人心中美麗的照片。固然他們在拍攝過程的得著比其後獲得的作品更重要，他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負擔起一台照相機，或者他們如果沒有接觸過這個行動，會質疑值得節衣縮食去買一個「玩意」與否，但給我更強烈是那種施予的的感覺，固然攝影是最容易上手的創作工具，但從操作相機得出圖像給予他們可以掌握命運的錯覺，或是虛幻的幸福感覺，都是一廂情願的。或許將精力放在純粹改造他們生活狀況的工作， 這個可能太實用，不夠浪漫人文，或者我們期望攝影能改變他們內心的素質，甚至智慧，能令他們有原動力有去改變命運，就如史丹利寇比力克的《2001年太空漫遊》中，那塊黑色神秘石碑。
攝影師的出發點無論如何都值得欽佩，以自己專長服務社會是令人愉快的事，最重要是不要放諸自己價值觀在他人身上。在《Born Into Brothels》裡有一個令我耿耿於懷的一幕是：其中一個滿有天份的小孩子Avijit給Briski安排到荷蘭參加一個World Press Photo的活動，可是非常不幸地在鄉間的母親被扯皮條燒死，Avijit心不在焉難掩哀傷，沒有把要為荷蘭之行拍攝作品的工作放在心上，畫面上Briski滿面焦躁，怪責小孩放棄自己，沒有一句開導的說話。最後送給大家一樁我經驗過、常常引以為戒的事：某年大年初一的大清早，我要去採訪一個意大利某名貴跑車的車迷籌款活動，五六十個尊貴的車主，浩浩蕩蕩從香港開車開到上海，實行遊其長途車河，這個大費周章的活動，後來獲悉籌得只是區區港幣廿多萬，亦即是每人才四千左右，以那些名貴跑車而言根本連輪胎也買不到一條，這個時候，是憤怒多於荒謬。
The Calcutta kids........then & now
《Shooting Back》
也想起自己還有一本十多年前買下（又是封了塵）的書叫《Shooting Back》，是資深的攝影記者Jim Hubbard的一次行動，把照相機交給一班無家可歸的兒童，找來一班行家同儕也對他們作一些簡單的相機操作訓練，然後讓他們拍攝他們身邊周遭的環境。這類很有權力下放色彩的拍攝行為，對象都是一眾我們認為不懂去拍攝的一群，準確一點說我們主觀地認為不懂去處理視覺元素的一眾，以往出現過的例子有民工、農民、長者等等。在這些攝影計劃中，我們都不約而同地期望從他們發現一些特別的觀點，而不是局外人那種陳腐的審視。可是這種「他們眼中的」模式很多時卻要經過「我們眼中的」門檻，策劃人有意無意間在教授及篩選作品時，都不可避免使用自己個人的審美標準、價值觀或意識形態，這個情況在《Shooting Back》尤其明顯，所選取的作品都有強烈傳統紀實或新聞攝影的風格，構圖公整主題清晰，換句話說我們觀看這些作品所得到的驚喜，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拍得成熟，出於我們對其水平的期盼，拍出成人心中美麗的照片。固然他們在拍攝過程的得著比其後獲得的作品更重要，他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負擔起一台照相機，或者他們如果沒有接觸過這個行動，會質疑值得節衣縮食去買一個「玩意」與否，但給我更強烈是那種施予的的感覺，固然攝影是最容易上手的創作工具，但從操作相機得出圖像給予他們可以掌握命運的錯覺，或是虛幻的幸福感覺，都是一廂情願的。或許將精力放在純粹改造他們生活狀況的工作， 這個可能太實用，不夠浪漫人文，或者我們期望攝影能改變他們內心的素質，甚至智慧，能令他們有原動力有去改變命運，就如史丹利寇比力克的《2001年太空漫遊》中，那塊黑色神秘石碑。
攝影師的出發點無論如何都值得欽佩，以自己專長服務社會是令人愉快的事，最重要是不要放諸自己價值觀在他人身上。在《Born Into Brothels》裡有一個令我耿耿於懷的一幕是：其中一個滿有天份的小孩子Avijit給Briski安排到荷蘭參加一個World Press Photo的活動，可是非常不幸地在鄉間的母親被扯皮條燒死，Avijit心不在焉難掩哀傷，沒有把要為荷蘭之行拍攝作品的工作放在心上，畫面上Briski滿面焦躁，怪責小孩放棄自己，沒有一句開導的說話。最後送給大家一樁我經驗過、常常引以為戒的事：某年大年初一的大清早，我要去採訪一個意大利某名貴跑車的車迷籌款活動，五六十個尊貴的車主，浩浩蕩蕩從香港開車開到上海，實行遊其長途車河，這個大費周章的活動，後來獲悉籌得只是區區港幣廿多萬，亦即是每人才四千左右，以那些名貴跑車而言根本連輪胎也買不到一條，這個時候，是憤怒多於荒謬。
The Calcutta kids........then & now
《Shooting Back》
留言
我想，出了問題（如果有的話）的並不是手法本身，而是使用者的用心，就正如照相機的使用一樣。不過用這個方式去處理事情，就應更加意識到這個干預中所存在的權力關係的問題。沒有這個意識，就會出現了把自己所希望的強加於別人身上的後果了。
我想要是再烏拖邦的，又要再舉二十年代Vereinigung der Arbeiter-fotografen Deutschlands (德國工人攝影組織，上文《相機還是武器？》有提過），基本上是工人階級自我完成的模式下運作，外來介入的地方不多。公家照相機暗房，有共同理念（反地主反法西斯），有共同審美觀點（反對唯美元素以免抹煞照片的真實性），完備的傳播流通渠道（有刋物如Der Arbeiter-Fotograf等供給工人閱讀），可是納粹上台打壓左派，令其無疾而終。及後共產國家都有類似組織運作模式，但都是淪為宣傳機器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