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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不懂去拍照的人們!

忙了整整半個月有多,終於有機會正正常常在週日休息了,調開電視機終於有機會看到那個傳聞已久,教導小朋友去拍照的節目。當主持的那位「哥哥」其實是我的合作伙伴,所以聽到他間中吊著嗓子去逗小朋友,就禁不住笑了起來。有時看到他貫輸給小朋友的論點,老實說連成人都要時間消化,小伙子在鏡頭前面也只能勉強附和好了,話雖如此其實那是一個頗好玩的節目,出外走走看看世界,近幾年的小學都流行多元媒介的「優質教育」,這些出外拍照回來大家分享的模式,對小伙子來說已不陌生了。看得興起,找來一片已封塵,買回來還未看個一趟的影碟,是部紀錄片叫《Born Into Brothels》(台譯「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是04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導演是一位美國女攝影記者Zana Briski,這部片紀錄了印度加爾角答紅燈區裡性工作者的孩子們,一個個很苦很苦的故事,女孩子一生出來基本上注定要走她母親的舊路,可以說沒有改變命運的機會。給予小朋友們照相機教導他們拍照,去拍攝他們眼中的世界,貫輸這個世界雖未盡人意但仍有美好事情,嘗試在這個黑暗境地點一個燭光;說得消極點,給他們做一個夢,夢醒了,不也就是回到一個地獄。這部片並不是我所料一面倒贏得眼淚(看過有人提過選擇兒童作為紀錄片拍攝對象是一種取巧,因為幾乎無法犯錯。)在網上的討論意見很分歧,不乏偏激的言論,有很多人對片中女導演中扮演救世者的角色不以為然,卻一直強調自己不是社工或救援組織,被網友認為是推卸責任,只是借這個題材去為自己名氣拿好處,更難過的是聽到這群孩子在拍攝完畢之後生命比之前更差。固然片中很多地方有爭議的地方,就如片中有一幕小男孩被家人一陣毒打,導演應該加以阻止或是固守紀錄片守則不予干預?也是可以談到千秋萬世也未嫌夠。Briski後來成立一個名為Kid with cameras的組織,在世界各地提供課程,以兒童的作品作為銷售,收益用作改善他們生活或提供教育機會;網頁上提及過片中那班小孩子的近況,慶幸的他們不如影片末的描述那麼絕望,其中有部份還算活得不錯。

也想起自己還有一本十多年前買下(又是封了塵)的書叫《Shooting Back》,是資深的攝影記者Jim Hubbard的一次行動,把照相機交給一班無家可歸的兒童,找來一班行家同儕也對他們作一些簡單的相機操作訓練,然後讓他們拍攝他們身邊周遭的環境。這類很有權力下放色彩的拍攝行為,對象都是一眾我們認為不懂去拍攝的一群,準確一點說我們主觀地認為不懂去處理視覺元素的一眾,以往出現過的例子有民工、農民、長者等等。在這些攝影計劃中,我們都不約而同地期望從他們發現一些特別的觀點,而不是局外人那種陳腐的審視。可是這種「他們眼中的」模式很多時卻要經過「我們眼中的」門檻,策劃人有意無意間在教授及篩選作品時,都不可避免使用自己個人的審美標準、價值觀或意識形態,這個情況在《Shooting Back》尤其明顯,所選取的作品都有強烈傳統紀實或新聞攝影的風格,構圖公整主題清晰,換句話說我們觀看這些作品所得到的驚喜,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拍得成熟,出於我們對其水平的期盼,拍出成人心中美麗的照片。固然他們在拍攝過程的得著比其後獲得的作品更重要,他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負擔起一台照相機,或者他們如果沒有接觸過這個行動,會質疑值得節衣縮食去買一個「玩意」與否,但給我更強烈是那種施予的的感覺,固然攝影是最容易上手的創作工具,但從操作相機得出圖像給予他們可以掌握命運的錯覺,或是虛幻的幸福感覺,都是一廂情願的。或許將精力放在純粹改造他們生活狀況的工作, 這個可能太實用,不夠浪漫人文,或者我們期望攝影能改變他們內心的素質,甚至智慧,能令他們有原動力有去改變命運,就如史丹利寇比力克的《2001年太空漫遊》中,那塊黑色神秘石碑。

攝影師的出發點無論如何都值得欽佩,以自己專長服務社會是令人愉快的事,最重要是不要放諸自己價值觀在他人身上。在《Born Into Brothels》裡有一個令我耿耿於懷的一幕是:其中一個滿有天份的小孩子Avijit給Briski安排到荷蘭參加一個World Press Photo的活動,可是非常不幸地在鄉間的母親被扯皮條燒死,Avijit心不在焉難掩哀傷,沒有把要為荷蘭之行拍攝作品的工作放在心上,畫面上Briski滿面焦躁,怪責小孩放棄自己,沒有一句開導的說話。最後送給大家一樁我經驗過、常常引以為戒的事:某年大年初一的大清早,我要去採訪一個意大利某名貴跑車的車迷籌款活動,五六十個尊貴的車主,浩浩蕩蕩從香港開車開到上海,實行遊其長途車河,這個大費周章的活動,後來獲悉籌得只是區區港幣廿多萬,亦即是每人才四千左右,以那些名貴跑車而言根本連輪胎也買不到一條,這個時候,是憤怒多於荒謬。













The Calcutta kids........then & now












《Shooting Back》

留言

Alex說…
記憶所及,樂施會也辦過類似的活動,好像是給深圳民工的。我猜想這個做法背後的概念是empowerment(賦權)吧 - 給予他們發表自己心聲的一些工具,讓他們去思考、反省自己的生存狀態,讓他們知道可能性,也讓他們為自己發聲。

我想,出了問題(如果有的話)的並不是手法本身,而是使用者的用心,就正如照相機的使用一樣。不過用這個方式去處理事情,就應更加意識到這個干預中所存在的權力關係的問題。沒有這個意識,就會出現了把自己所希望的強加於別人身上的後果了。
Fotopiggie說…
其實很多時這類由組織籌劃的活動,賦權的元素不是沒有,只是很多時為其理念或相關政策的一種倡議(advocate)方式。不過其實沒所謂,各取所需,都是由改善生活的理想作出發點。

我想要是再烏拖邦的,又要再舉二十年代Vereinigung der Arbeiter-fotografen Deutschlands (德國工人攝影組織,上文《相機還是武器?》有提過),基本上是工人階級自我完成的模式下運作,外來介入的地方不多。公家照相機暗房,有共同理念(反地主反法西斯),有共同審美觀點(反對唯美元素以免抹煞照片的真實性),完備的傳播流通渠道(有刋物如Der Arbeiter-Fotograf等供給工人閱讀),可是納粹上台打壓左派,令其無疾而終。及後共產國家都有類似組織運作模式,但都是淪為宣傳機器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