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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verpass of Long Island Railroad, 88th Street near 43rd Avenue, Elmhurst, Queens, New York, 2008 (Lat. 40°44'30.14"N, Long 73°52'40.28"W)” by Zheng Yaohua 2006年6月26日放學，艾姆赫斯特89公立小學的五年級學生艾米麗•倥經過橋洞，弄丟了手鏈上的三顆塑膠珠子。晚飯的時候，她聽說了全家一個月內要搬到西岸去。第二天，由於老想著和同學告別的事，倥兩次經過橋洞都忘了找珠子。28日開始放暑假了。 第二學年第一天，我送女兒上學，她是倥的朋友，她說起了倥的珠子。我們在橋洞停留了一會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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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德銘作品《八九風光如此美好》 |
著名的《馬可·孛羅遊記》一書中記載了威尼斯商人馬可·孛羅口述給作家魯斯蒂謙的奇妙旅程。於1276至1291年間遍遊亞洲後回到意大利，馬可孛羅很快便參與了威尼斯和熱那亞之間的戰爭並成為俘虜，在被困時他將其奇幻旅程說給同時被囚魯斯蒂謙，這些故事後來集結成舉世知名的遊記。此書的意大利名為《Il Milione》（百萬），其實帶有嘲諷的味道，因為馬可·孛羅口中的中國， 所有事物不就是規模宏大、四處都是人頭湧湧，動輒就是以「百萬」來計算，實在叫當時的讀者難以信服。是次展出鄭耀華和楊德銘的兩個系列作品，作者一樣是以轉述記憶和經驗為出發點，最終難道會變成為一部影像版本的「百萬」？
撇開歷史學者對馬可·孛羅究竟有沒有真的來過中國的質疑，憑籍記憶去闡述事件，一直被視為不靠譜的方法。古往今來人們依賴各式機器工具作的記憶輔作，從筆錄、繪畫到更後來的機械複制技術如攝影等，如果今天馬可·孛羅再東來，必定會多了一台相機去給他的旅途來佐證，但可以預見的是，他一樣要面對不可信指責，一樣要受人們的質疑或挑戰，就算端出各式各種證據，並不能強化觀眾的信任。個人經歷和記憶兩者在攝影媒體中相互關係，一直是糾纏不清，兩者與其所產生的可信性問題，有著分割不開的關系，但在數碼影像和網絡社交平台盛行年代始起，這些元素所扮演的角色和相互之間的關係起了重大的變化。
在模擬或銀鹽攝影的年代，個人攝影的最優先作用是作為一種私密而含有自傳性的回憶載體，存在於如家庭相集等的形式。攝影在記錄記憶 – 作為個人影像檔案的功能，也因網絡裡社交平台的興起而改變，已開始進入了公有領域之內，個人攝影與公眾分享成為了默認的用途，網絡見證了社會架構的改變，使圖像趨向為微觀文化群落（microculture）去服務，攝影作為記憶器具的成份漸漸減退，更傾向成為一種身份建構（identity formation）的工具。對於記憶在照片中的角色，羅蘭‧巴特就此在《明室》提到「此曾在」的概念，他也曾提出我們這種身份建構和記憶是相互緊扣的，固然從親友們的照片中可以得悉他們舊時的模樣（此曾在），其實也告訴我們希望自己年輕時的樣子怎樣去被記住，自己的身份順著照片去塑造。也因為這些以往私密的個人經驗，在社交網絡平台中變得公有化，也就要開始去符合旁觀者的價值觀，甚至是審美要求，所以經過潤飾和修改來符合當代的影像敘事言情手法，已變得司空見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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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tle
Neck Parkway at Northern Boulevard, Little Neck, Queens, New York, 2007
(Lat. 40°46'13.90"N, Long. 73°44'9.04"W)” by Zheng Yaohua 托尼•布蘭登 1967年7月7日在和同班同學喬治•特內（後來的中央情報局局長）半真半假打架時擦破了膝蓋。他們打架的地方，離過去屬於特內家的那個餐館不遠（餐館叫 “絲穀碧”，以前叫“20世紀”）。布蘭登還記得當時有多疼，也記得特內怎麼為撕壞的新短褲擔心；那是生日禮物，那天是特内生日。 喬治•特內從1995年6月到2004年7月擔任中央情報局代局長、局長。他的生日是1953年1月5日。托尼•布蘭登那帶三個7的日期，很可能是關於其他事情的記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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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德銘作品《八九風光如此美好》 |
數碼技術的進步也賦予民眾權力去塑造自己身份甚至記憶，楊德銘從1989年所拍攝的家庭生活照中回看自己，竟有不能置信的感覺，一方面自己淡忘了的回憶未能配對照片中發生的事件，另一方面對自己在照相機面前的情感表達也有所懷疑，楊利用電腦軟件為這些私密照片作出加工篡改，加入當年並未出現，而有著特定時代意義的社會及文化符號，除了是挑戰觀眾的歷鍊、對香港的歷史認識之外，卻也點出了照片中的真實性與其可信性並不是相互綑綁的，對私密攝影、家庭照等作為個人圖像自傳的約定俗成功能作出顛覆，作品發生的年份1989年所暗示的事件也不言而喻。曾有科研結果指出人類遺忘記憶是身體的適應機制，是為了免自己陷於瘋狂。我們只會把對自己重要的記憶儲存下來，把不重要或過剩的信息遺忘，這樣記憶機制的運作才會更有效率。然而這個機制如受到干擾的話，精神問題就會因此而起。所以人類本身基本上就是沒有所謂攝影般的記憶（Eidetic memory），楊德銘忘記了89年的自己，並不是叫人訝異的事情。
攝影本身是充滿缺陷的媒介，也不是解決信息傳達無往而不利的器具，純粹倚賴圖像總會碰個焦頭爛額，正如法國名著《追憶似水年華》中那個喚醒童年記憶的瑪德蓮蛋糕，作者普魯斯特叫我們理解，記憶不完全是屬於視覺，她是沒有簡單的圖像可以達成或封裝的「聯覺」（synesthesia），一種組合性的複雜感觀。照相可以作為一種引領記憶的鞭策，卻不是全部。鄭耀華和楊德銘以上述攝影媒介的盲點作為創作的「百萬」，相信與否已不是從什麼客觀條件去審視，而是我們希望去相信與否，就如2012年溫州動車追尾相撞事件後鐵道部所舉行的發布會中，當時新聞發言人王勇平搬出一堆叫人難以信服的事實，為平服眾多充滿質疑聲中的媒體，草草以一句「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打圓場，王後來除了被徹職外，這句話也成為當年的傳頌一時的「名句」。這句話其實也可引申到當今大眾在圖像泛濫年代對待攝影媒介的態度，忽略了一些深化的審視：相信與否其實已變得微不足道矣。
（原文為展覽策展人語。「《反正我信了》– 楊德銘 / 鄭耀華作品聯展」 正於The Salt Yard展出，展期至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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