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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an Sekula |
著名左翼攝影人、導演、理論學者及教育家Allan Sekula在不久前的8月10日與世長辭，享年62歲。我自問不算對他的作品認識很深，但常有拜讀他的文章，縱然未必能好好的領略其真義，例如那有一篇「On The Invention of Photographic Meaning」文章，基本上是研究攝影論述必讀的文章之一，帶出一個有趣但不為人認真顧及的論點，文中提到攝影媒介的論述是其實充滿限制，攝影的影像和其他實體一樣，它的意義是依附在社會的定義之下。影像可以當成符號來做資訊意見的交換，來表達創作者的立場，但是必須在有限的範圍內意義才有可能出現。所以溝通其實是有支持某種預先的立場與傾向的，而任何照片的意義是需要在此立場的前後文脈(context)裡才會顯現，這個論點對一向認為視紀實攝影為客觀或圖像會為自己說話（images speak for themselves)的約定俗成想法，帶來了不少衝擊。Sekula另一篇頗有影響力的文章名為「廢除現代主義；再造紀實攝影」(Dismantling Modernism; Reinventing Documentary, 1976) 的文章，反思紀實攝影的傳統，談及攝影進化成高雅藝術，照片成為特權階級產物，又提及意識形態介入攝影的可能性等等，文章短短卻論點繁多又具顛覆性，可以說是一篇腦震蕩的文章。
Sekula在七十年代跟當時一起在都是在南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執教鞭的Martha Rosler 和Fred Lonidier 等人發起了一個名為「新社會紀實」（New Social Documentary）的運動，主要是現代社會經濟活動頻繁加劇貧富懸殊，在媒體興盛、資訊爆炸年代，觀眾長年累月接收大量各式各樣的苦難救贖圖像，為了爭取觀眾注意，很多時不能不渲染悲情的能事，正如Rosler所謂的「犧牲者攝影」(victim photography)，而很多時面對複雜的政治形勢，世界權力秩序分配錯綜複雜，紀實攝影師往往流於天真的人道主義，令作品顯得無力，更糟的是很多時候作品往往過份充斥著浪漫和英雄主義，繼而削弱它們本身的批判能力。
Sekula跟Rosler等人的作品都刻意去推倒對「人文紀實」或「經典紀實」，這類一向備受專崇的攝影體裁的觀點。很多時候他們跟工會等團體合作，縱然他們幾位工作模式不同，他們的理念和表現手法都是相近的，例如不跟隨傳統紀實攝影的線性敘述，轉而著重肌理複雜的表現手法，例如附有文字或詩句（ 但不一定如圖片故事photo essay般去輔助照片），甚至利用一些編輯性的版位劃分 （editorial layout），很多都是裝置形式展示，是比較需要時間去解讀。另外焦點會對準一些比較政治化層面的議題，如全球化、或經濟政策所衍生的問題、性別歧視、女性主義等等，有別一般人文主義為主如戰禍天災的傳統紀實攝影。
攝影批評家John Tagg把Sakula歸類為「馬克斯現實主義」，Sekula認為僅僅通過藝術攝影來表達同情是不夠的，而且更糟糕的是會擾亂理解，只會轉移怒氣，無助理解事情始末。他強調：「關懷攝影」派別（concerned photography）奉行那些如「尋找流浪漢」（find-a-bum）那一類表現主義作家的自由主義並不是解決辦法。他舉著名已故紀實攝影師尤金‧史密斯（Eugene Smith）的經典作品《水俣》（Minamata）為例，史密斯縱然出於良好的意圖，在作品中更多地寄托著他對當地漁民汞中毒的同情，而不是贊頌他們為懲治污染水源的公司所展開的抗爭。正如他所言：觀眾的憐憫之情通過欣賞「偉大的藝術作品」這一中介而取代了政治上的了解。
所以他就選擇在社運和藝術的圈子邊緣遊走，他於1999年在美國西雅圖市參與反世貿的示威拍攝的「等待催淚氣」（Waiting for Teargas），就打著「反報導攝影」（anti-photojournalism）的旗號：「不用閃光燈，不用遠攝變焦鏡頭，沒有防毒面具，沒有自動對焦，沒有記者證，沒有不惜一切代價去拍攝具戲劇性的暴力圖像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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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ing for Tear Gas (1999) by Allan Seku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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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r Bill Gates, 1999 by Allan Sekula |
Sekula的作品就是這麼語境複雜，把他關注的漁民生活交織在全球化和資訊自由的話題上，有時野心可能過於宏大，解讀起來可能是一件頗吃力的事情，例如他在九十年代創作攝影裝置作品的「Fish Story」，有意一概囊括他一向鍾情的有關海洋經濟作業的題材，他認為這些都是全球化後影響最深遠的一環，例如遠洋航運，長途捕魚和做船工業等等，層面相當之廣，作品那種非傳統的序事方式，需要觀眾極大的耐性去解構和重構，亦要對他們的知識水平有著所相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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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Fish Story, Chapter 1, 1988-1995, by Allan Sekula |
老實說Sekula作為一個左派idealist，我對他的思想中的某些黑洞總會有點疑惑，例如他雖然看來對資本主義藝術圈的精英主義不屑，但他同時間並不抗拒自己作品在各類美術館、藝術節或畫廊展出及被收藏。今天社運和攝影圖像相互介入已是很斯空見慣的事情，圖像及資訊傳播的方式也推陳出新，但對攝影的角色和當中取態仍不時出現很多迷思，Sekula過去的經驗和觀點，到現在仍然可以帶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反省。
（原文刊於「主場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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