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ay's Palace, Jebel Makhoul, Iraq 2009 © Richard Mosse Aaron Schuman:在過去的二十年誕生了一股被稱為「災後攝影」(Aftermath Photography)的風潮,你認不認為你的作品是這個運動的一部份? Richard Mosse:「災後攝影」把「新地誌攝影」(New Topographics)裡所有有趣的東西抽出來,然後將其變為一個電影場景。謝天謝地,有一個地方是屬於那些攝影師……那個地方叫「底特律」(Detroit)。 Aaron Schuman:但你怎樣區分你在伊拉克或塞爾維亞所拍攝的廢墟圖像,和那些帶著沉重腳架和大畫幅相機、蜂擁到底特律或卡特里那風災後的新奧爾良(New Orleans)那群攝影師拍的廢墟? Richard Mosse:我得承認確實很難。雖然即使我一些作品在形式上類似災後攝影,但我還是覺得我的做法和意圖還是有其明顯的差別。 對於浪漫主義詩人,廢墟擁有著巨大的寓意權力,這種力量在今天的當代攝影也常常出現。也許廢墟在整體形式上的缺陷,對我們而言標誌著跟其以往所代表有所不同的東西–它永恆的共鳴會隨著每一個年代而轉變。儘管如此,我們仍然被弗里德里希( Caspar David Friedrich ,德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風景畫家)的圖像所吸引,我不太確定我們是否面對著這種著迷時還可表現出自己的誠實。 我對於「 災後攝影 」最感吃驚的是很多攝影師經常置自己於道德高地。他們將進入黑暗的旅途變成了一種「道德上的表現」,目睹災難變成了一種實現顯貴者應有高尚品德(noblesse oblige)的虔誠之舉,而實際上決不是那一回事。我猜想,大多數災後攝影只是一個藝術家通過極端旅遊去追求事物意義和真實性。這令我想起那些「厄運詩人」( poète maudit ),或浪漫的反英雄,去到天涯海角和違背所有道德界線去尋找終極的審美體驗。這種不負責任的,自我毀滅的惡行最好體現在那班縱酒、任性生活的藝術家如蘭波(Arthur Rimbaud ,十九世紀法國詩人)或高更(Paul Gauguin,法國後印像派大師)。亞當斯( Robert Adams )抱怨著紀實攝影所助長的「責任感」,似乎卻使到攝影中的「厄運」(maudit)元素不能再發生。 以上對話摘錄自今期《光孔》(Aper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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