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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aramilitary police officer stands above the lifeless body of Aylan Kurdi, 3, who died after boats carrying desperate Syrian migrants to the Greek island of Kos capsized, near Bodrum, Turkey, Sept. 2 Photo: Nilufer Demir/DHA via Associated Press |
我在觀塘某工業大廈租了一個小小的儲物間暨辦公室，那個工廠大廈的頂層開設了一家做寵物善終服務生意的公司，說白了其實就是寵物屍體的火化場，有些時候乘搭升降機，總會有機會碰上員工推著一個個不鏽鋼做的鐵箱，稍為有點智商也知道裡面盛載的是寵物的屍體，但有些時候他們推著的是我們家用盛載衣服的那種半透明膠箱，看得到裡面是用了些彩色斑斕的毛巾蓋著些東西，大概想讓人看來不會感到不安，但實在又能否掩飾得到。我對跟寵物屍體同坐一個升降機並不感到惡心或忌諱，只是這種叫我措手不及的表現，反而挑起我的厭惡情緒。
9月2日敘利亞3歲男童艾蘭（Aylan Kurdi） 偷渡葬身大海，伏屍土耳奇海灘的照片，大概也有如此叫我「措手不及」的感覺。不少朋友也叫我點評一下這次圖片所帶出來的訊息，也有有著消費災難的指責。我第一時間的想法是，自己需要好好的去沉殿一下想法，在網上鬧得瘋狂轉載圖片，到改圖致哀，到各國政客開始打人道主義牌，連伊斯蘭國也開始recontextualize這個畫面作政治宣傳時，很容易感情用事，我想還是要稍為暫停一下，有關災難或悲劇影像與倫理相信已經很多文章也有提及了，挪用得最多是已故作家宋妲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的想法，她的思想固然有矢中的，我也不應再在此作贅述，可是疑惑就來了，難道我又要抹煞了她早年寫《論攝影》中態度截然不同的觀點？
另一方面害怕會變得泛道德主義，說教之餘無助讀者去解讀新聞。作為普羅讀者，我更關注要怎樣消化這批新聞圖像，又甚至延伸到事件本身，正如英國普及哲學作家艾倫狄波頓寫的《新聞的騷動》（The News）裡提到「與其擺出道貌岸然的態度痛斥眾人對令人髮指的事件所感到的著迷，真正的挑戰應該在於調整這種事件的報導方式 –– 以便更能夠從這件事當中，揭露潛藏於表面下那些重要情感與社會效益。」
狄波頓給我們這些凡夫俗子閱讀新聞時一些意見。我們閱讀災難照片或報導時，也有一定程度是順應了亞里士多德《詩學》裡的悲劇功能，也就是從描述野蠻殘暴或血腥的行為中塑造出能夠教化大家的力量：「媒體不應該只是製造恐懼、仇恨與歧視（如果該嫌犯被證實是精神病患），而是應該增進我們的彼此理解。畢竟，每一次的悲劇與災難，都是這個社會的傷口，也都是試煉著我們如何認識這個社會，如何建立我們的社會信任，並且考驗著我們的文明尺度。 」悲劇藉著向我們呈現出人一旦失去自制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從而提醒我們必須隨時保有對自我的控制。
遠在千里的與事件無關的讀者，其實不是單就道德譴責而付諸行動，「新聞就像文學與歷史一樣，也能夠發揮這項最重要的功能—扮演「人生模擬器」— 體驗自己日常生活中遭遇不到的各種情境，藉此讓我們在安全的狀態下，以充分的餘裕發展出最好的因應方式。」我們難保他朝周邊國家政局不穩，不說將來，年長的一輩大概也會記得困擾香港多時的越南船民問題罷。
環顧一直以來難民潮發生以來所流通的影像，都是以獲賺取讀者同情（sympathy）為主，觸動他們惻隱之心，例如怎樣顛沛流離，絕處逢生，又或受到各種武力所欺壓等等，而這次艾蘭的照片，卻是鮮有能挑起讀者同理心（empathy）的照片，換句話說這位衣著如一眾在你樓下公園玩耍的小男生別無兩樣、姿態儼如在午睡一樣，伏在一個恬靜漂亮的海灘，在閱讀圖片發現這種殘酷的現實和畫面上落差出現時，荒誕感油然而生，這種「措手不及」令人開始思考事件的背後。作為父母，在你觀看照片的時候，艾蘭可以變成你的你的兒子、孫子，作為老師，他可以是你的學生，或一個哥哥的弟弟。我們代入他親人角色時，也不忘「模擬」一同逃難時的種種處境及情感的衝擊。
其實這張圖片在西方主流印刷媒體並不多用，很多都是用警員抱著小艾蘭屍體離開海灘一刻的那一張照片，這張照片相對厭惡感來得比較輕，編輯在選擇照片時相信經過很大的討論才得出來的結果。美國媒體更為小心翼翼，洛杉機時報的編輯甚至走出來撰文解畫為何要決定選用該張圖片，他們當然有出於道德倫理上的考慮，但也害怕某個在美國某間星巴克嘆著熱咖啡被嚇倒時，燙傷嘴巴而來的巨額民事索償，美國讀者是被寵壞的一群，間接他們造成對環球局勢的無知。今天媒體其實取態比以往已相對謹慎及保守，已不會出現如在越戰期間，約翰伯格（John Berger）寫《影像的閱讀》（About Looking）一書時，媒體爭相用更慘烈的影像來爭取讀者的年代，伯格也不認同我們已對災難圖像習以為常，媒體只好以更煽情的畫面來爭取讀者的解說，而是認為災禍圖片失好了原有的功能和力量。
我們也許出於懶惰或習性，喜歡用單一影像去總結事件，圖像變成了總結事件的介質，是一種碎片化的訊息，小艾蘭的照片惹來關注，並不是從事件本質所致，而是她正好扮演著這種角色，粗暴地作為給大家總結事件的註腳。論慘絕人寰，較早前奧地利貨櫃車載著的71名難民焗死車內的慘劇，其實更叫人悲憤，實在不敢想像在貨櫃裡如煉獄裡的景像，卻因為沒有一張具恫嚇性的新聞影像，沒有好好烙印在大家腦海中，基本是過目則忘，令大眾關注度大打折扣。
說小艾蘭的照片是這次難民潮的轉捩點，實在言之尚早。作為攝影人，我一直警醒自己不要為攝影所帶來的影響力而自得，國際政治形勢、各種意識形態的介入愈來愈來得複雜，我們很多時候會很容易落得虛無的人道主義，而忽略了去追源溯本敘利亞難民因內戰流離失所的原因，是中俄縱容巴沙爾政權？美國長久以來中東政策種下的惡果？又例如伊斯蘭千多年來遜尼派和什葉派的仇恨？小艾蘭悲劇的照片，像我文首提自己遇上個那家寵物善終公司員工推著的鐵箱，是顯而易見的災難，奧地利貨櫃慘劇那張缺席的圖片，則是用作裹屍布的彩色毛巾，我們看不見就裡，卻包裹著更叫人毛骨聳然的現實。
（原文刊於《端傳媒》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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