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豬影像隨筆 by Fotopiggie

上年五月份的一個早上我收到社工阮姑娘的電話，說Ben快不成了，叫我趕快到醫院去看他最後一面，其實之前一個晚上我已去探望了他一下，雖然已覺得他情況並不樂觀，但也想不到急轉直下得那麼快。 Ben是我為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拍攝的 《一人生活》 攝影文集裡其中一位主角。這些年來看著他生活上實質及精神上的改善，戒掉了喝酒的習慣，由簡陋擠迫的檔房搬到整潔的公屋一人單位，結交了一位合得來的年青義工，得到精神上的支援，固然叫人欣慰，可惜早年喝酒的習慣也為他的身體帶來能了傷害。 我跟Ben談不上深交，但幾次他因病進院和看醫生我也有去陪伴他，總希望能給他打打氣。這次接到電話後我就急不及待放下手上工作趕去醫院，因為跟他關係要好的義工碰巧因工作不在港，阮姑娘也因工作不能久陪在他的病榻旁邊，我變成了唯一能夠伴著他的人，看他最後一面頓然變成一道重任，說得難聽點了就是看著他嚥下最後一口氣。人之常情，我會害怕面對生離死別的情境，縱然他已失去意識，彌留之間我能做的就是在他耳邊告訴他不用有牽挂，後事不用掛心等等說話，我能做的就只有這一點點，但最重要的是希望令他感覺到，他不是隻身離開這個世界，不是孤單上路。對一個在精神和肉體都受盡蠶食的人來說，離開真的可能是個解脫。 十年前的復活節假期，《一人生活》攝影展在香港文化中心展出，是我與一眾精神病康復者「街坊」（機構對服務受眾的稱呼）首次結緣，記憶猶新。 參與這個攝影計劃，其實當時心裡還是非常糾結，我 在攝影集撰寫的前言 也交待得很清楚，還有的是當年精神病或情緒病患對不少人來說還是一個禁忌，病友及其家人朋友很多時候不欲宣之於口，也許是他們經常被污名化的緣故，明顯地看到很多商業機構的捐獻、贊助或義工服務等，鮮有惠及這群街坊，其實是企業形象攸關，不像現在很多知名人仕不諱言自己的情緒病問題，坦然公開自己病情，近來也有惹人談論的獲獎電影也以這個議題作為素材，大眾態度也相對開放了，戒心或許相對少了。記著，只是「相對」。 當時難以估計街坊對展覽的反應，心裡難免有點戰戰競競，原因是要他們赤裸裸的將自己內心世界展露給別人，那些被指指點點的壓力並不是我們旁人可以理解的，結果反過來他們對自己的故事能夠正面地細訴顯得興致勃勃，甚至在展場中主動提醒觀眾自己就是相中人，或擔當著一個導賞的角色，這叫我放下心頭大石，原因之一也許他們沒想過這是一個色彩斑斕的...

阿開 還記得有一趟經過教授失明人士烹飪的課堂，除了嗅到陣陣飯香之外，隱約聽到導師跟他的學員說了一句令我非常深刻的說話：你聽得到鍋子裡還剩下多少水？ 我對精神病患者的認識，始於小時候住在樓下的一個女士，每晚都用髒話大聲咒罵那些不知名不在場的人，或總是大力搖晃老式公屋的鐵閘式窗戶，沒有人和她攀談過，我也不知她叫甚麼名字，只曉得我很多甜夢都栽在她手上。現在她還是住在那裡，咒罵聲搖閘聲沒有了，大概是累了罷。所以我接手這個計劃時,是有猶疑的,不是忍不住追究我失去的甜夢而出了亂子，而是恐怕找不到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入口。 在過程中碰到的釘子對我來說卻是加深了解他們的方法，例如不小心把被訪者喝完了僅餘冰塊的汽水杯碰跌，惹來了一陣謾罵。或是遇上正在病發的病友,僵硬的身軀配上空洞的眼神，對旁人的說話不聞不問，見證肉體和靈魂割裂是個令人震悚的經驗。 對精神病患者我們總是單一化用「黐線」來概括，但他們就是他也是你和我,各有自己的強 烈性格,有自己的一片天空。我會覺得他們只是自處於另一種生活的秩序，一種與我們截然不同的秩序,排山倒海的舊書或Hello Kitty霸佔了僅有的生活空間，在極其貧乏的環境下想辦法取悅自己。那些秩序我們可能會覺得難以忍受，或嗤之以鼻，排斥有之，唾棄有之，但那卻是他們找到撫平傷口慰藉自己的地方。 現在回想起來，公屋那位女士可能得不到適當的治療，大家卻對她出奇的容忍體諒，沒有刻 意把她邊緣化，或作一些無謂的投訴，相安無事，皆因那時候我們都是被邊緣化的一群。社會進步，我們自覺優越了，反而在包容別人方面卻退步了。 我們不要奢望用攝影、文字能描繪他們生活的一點一滴，但可以提供一個入口去一窺他們的 內心世界。他們的物件、他們營造的環境氛圍，都是旁敲側擊他們心靈的途徑。還是希望這 一批造像能夠為大家提供對話、互相正視的機會，面對他們渴望溝通的眼神,我們的眼光已沒有逃避的藉口。 或許他們每人背後不平凡的過去，配上這批在鏡頭前極其從容的造像，會令人覺得有點風馬 牛，但相信他們絕對不要一個個悲情的標籤。快門開合的瞬間不能捕捉「過去」和「將來」，可以掌握的只有「現在」。我們可能會覺得要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是匪夷所思的，正如叫失明人士憑聽覺去判斷鍋子裡還有沒有水。我們或許會覺得那是不可能的任務，但飯始終要吃,根據那陣飄來的飯菜香味，那頓飯味道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