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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oad sign indicating directions to Rachel’s Tomb and to Jerusalem.
Photograph © Josef Koudelka / Magnum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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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照片帶著的蒼涼和孤寂，只此一家。八十年代出版 Exile 攝影集，是他內心世界的集大成； Gipsies 畫面粗獷，情感細膩，則是其飄泊生涯的縮影。而最近寇德卡又有新的攝影集 Wall 推出，主題是以色列在「九一一」後以反恐名義，用來分隔「西岸」 (West Bank) 巴勒斯坦人自治區而建造的圍牆。以巴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是極度敏感的題材，敏感得連近日他在紐約時報的攝影博客裡所作的訪問，簡單低調嘗試將拍攝計劃去政治化，也被苛責作風犬儒。
對於鮮有接受訪問，不太愛闡述作品的寇德卡，這個訪問其實也彌足珍貴（見此／此），對外界理解他個人對攝影創作的理念，是不錯的材料。在該訪問中，他解說了 Wall 這拍攝計劃，並稱這是他廿五年來歷時最長的創作。
或許應該先了解一下拍攝背後的資料。寇德卡這輯作品是他參與一個名為 This Place: Making Images, Breaking Images — Israel and the West Bank 的聯合拍攝計劃而得來的。這個計劃背後的策劃人是法國攝影師 Frederic Brenner 。他一直長期拍攝猶太人，出於覺得近年媒體在以巴衝突中，對以色列的描述有欠公允和立體，他邀請了包括寇德卡在內共十一位在國際間當時得令的攝影藝術家，當中包括 Jeff Wall 和 Thomas Struth 等，參與這個集體拍攝「西岸」的計劃。得來的作品會巡回展出，並出版成書。個別攝影師如寇德卡會特別歸納成攝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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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Walaja, south of Jerusalem.
Photograph © Josef Koudelka / Magnum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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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計劃共籌得三百五十萬美元鉅額資金，當中大部份從猶太人的捐獻者或基金得來。縱然看來像一個以色列的「洗底」公關行動，但 Brenner 聲稱賦予攝影師取材上的自由，也不保證得來的作品能修補以巴間的裂縫，反過來可能會更加深傷痕。
在紐約時報博客的訪問中，寇德卡輕描淡寫解釋這次攝影行動背後的信息，其中把整個攝影計劃以環境破壞的角度審視：
「對於我來說，來自巴勒斯坦或以色列並無分別，我不會因比對你另眼相看。當我離開捷克後人們總問我：「你是否共產黨員？你是不是反共產主義？你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你怎麼去標籤，對我來說並沒有多大意義。
我們有著這一個分裂的國家，兩幫人試圖為自己辯解。而當地的地景 (landscape) 卻是無法自辯的。在這片許多人視為神聖之地景正發生的事，我稱之為對地景所行的罪。在對人類所犯之罪行存在的當下，對地景所犯之罪行也必然存在。」
相信寇德卡這番話並是不是出於政治上的無知，不像當時某些觀塘 Band 房樂隊只看到演出機會，而不自覺地參加有份消滅工廈工作室生態的「起動東九龍」演出活動。1968年，他親歷過「布拉格之春」，捷克首都被蘇聯入侵鎮壓，所拍的照片偷運出國把事情公諸於世。在西方佚名發表照片後，他流亡出走他鄉，在歐洲四處漂泊，這段經歷早已傳為佳話。幾十年來他看慣世情，見證歐州政局變遷，鐵幕陣營瓦解。他參加這次計劃，其實已經作過很慎重的考慮。他在另一個訪問裡聲稱自己選擇這個題材的原因之一，是「自己也是在一個像圍牆一樣的國家下成長，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對圍牆後生活的人們非常敏感」。
圍牆這種視覺元素，本身就是充滿隱喻成份的符號，從錢鍾書《圍城》到 Pink Floyd 的 The Wall ，都帶有這種極強的心理視覺元素。這次拍攝計劃雖然題材上自由，偏偏寇德卡就選取了國際間最具爭議的圍牆做主題，其後再將整件事「降格」成一種「被人工物破壞的自然風景」，其實是一件頗為吊詭的事情。正如布拉格也有一面知名景點「連儂牆」 (Lennon Wall) ，而你總不能把她單純地說成是約翰連儂狂熱粉絲所為，而忽略八十年代後期年青一輩以此作為反共產政權的精神源頭，及當時在當地發生過的激烈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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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oadblock on Route 443 in the West Bank.
Photograph © Josef Koudelka / Magnum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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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惹來的爭論也許出於不少人對寇德卡有著莫大期望。因為他不是何許人，其作品早已在攝影史冊上留名；也因為他有著非一般的個人經歷，公眾很自然地會期望已屆古稀的他會有更進一步的承擔。始終馬首是瞻，當今已很難找到一個作品水平高，又有道德勇氣的模範或榜樣。如果連寇德卡也要被現實吞噬，那是很可悲的一件事。
這次計劃資金之鉅，也難免惹人感覺參與計劃的藝術家有被利用 (instrumentalized) 之嫌，而故意低調處理這個攝影命題的內容，或迴避讓作品帶有政治信息。因此，寇德卡總難免叫人懷疑他在顧左右而言，怕開罪不少是猶太人的贊助人或者收藏家。
我本人相信他不會受重金所誘。寇德卡多年來在馬格林圖片社 (Magnum) 都不接受委約拍攝工作，只專注自己的攝影計劃，一直也是兩袖清風。了解他過往作品的人，其實也許對他那種「人類破壞地景的罪行」的創作態度，不太會驚訝。例如他九十年代就拍攝過「黑色三角」 (The Black Triangle) ，一處位於捷克與德國兩國交界，被工業發展蹂躪過後的景觀。這次「圍牆」的創作動機，也許真的是出於這種單純意願。
支持寇德卡者認為攝影師只是攝影師，個人視野難免有盲點和弱點。他們的責任就是專注拍攝。加拿大攝影師 Edward Burtynsky 多年來以創作公害地景大型作品而馳名。有人以他為例，批評他不夠積極為環保公害議題發聲。也有人辯解，攝影師害怕的就是「見光死」，發表太多議論露了鋒芒，到時候連進入某些場所拍攝的機會也沒有，更遑論帶來作品讓公眾反思。
作為攝影師，他的責任確實是把現像呈現，讓觀眾反省，作出行動。至於呈現／再現到哪個程度，或運用怎樣的呈現方式，則每人所持的標淮各有不同。那位批評寇德卡犬儒的博客，也一併批評他作品過於抽離，並沒反映出圍牆內生活的人所受的痛苦。這種遠近的爭論已不新鮮，最重要是觀者的反應並沒有因為作品的「遠近」會有所分別，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在《旁觀他人之痛苦》曾言道：
「曾有人指控影像是從遠距離觀看苦痛，聽上去就好像有別種觀看方式似的。縱使由近距離觀看，廢棄影像的中介，仍只是觀看吧！」
有時候裝天真裝無知，或者是一種策略。寇德卡當年在老家拍攝「布拉格之春」的報道攝影系列 Prague 68 ，在前年有機會在國內最大型攝影節、平遙國際攝影大展中展出。當時也傳出作品曾被海關扣查後獲解禁，稍微去除一點意識形態的味道，作為單純的歷史圖檔或是藝術品去展出，令內地民眾有機會重拾人民跟坦克對峙的曖昧情景。對不少人來說，這是有點超現實的震撼體驗。
或許這樣想：當他的作品能催生這麼多討論，這些討論已超越作品本身，某些更已深入延伸到如在「西岸」範圍內建的圍牆所佔的比例上數字的虛實，同時亦能展示給以色列人看連自己也不想提及的瘡疤，其實已功德無量了。
（原文刊於《主場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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