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話好好說

Muzaffar ‘Alex’ Jafari, who walked from Afghanistan to Greece and found both work and study. ©Jim Goldberg/Magnum 最近獲悉美國攝影師、馬格林圖片社成員Jim Goldberg的新作《Open See》在英國展出，媒體報導並不多，實在可惜。展出的仍是他擅長的邊緣社群題材，只不過是換了一些來自非洲、中東和東歐國家的難民、非法移民和尋求政治庇護的政治難民。跟他以往以邊青題材的《Raising with Wolfs》攝影集，可以看到被人稱為「議題藝術」（issue art）、肌理復雜的紀實攝影計劃，除了典型攝影圖像外，還包括錄像擷圖、書信、繪畫塗鴉等，其中他最為「招牌」的，是圖片上附有被攝者的文字，還是他一貫的風格。當年自己受Goldberg的成名作《Rich & Poor》攝影集影響何其深，以往拍攝褔音戒毒青年的拍立得造像，我也叫拍攝的對像撰寫一些心裡的感受，有趣的是他們很多時候不是引述聖經經文，就是對我這位年青攝影師的個人感觀，而今天回看Goldberg的作品仍然有種莫名的動容。










From《光明的武器》, 1994 ©Dustin Shum














"Rich and Poor" Photographs by Jim Goldberg.


《Rich & Poor》裡顧名思義就是對富有及貧窮人仕的視覺調查，拍攝他們造像之餘亦要求他們寫上對攝影師圖片的觀感或純粹是一些情感上的舒發。得出來的結果是往往富有的一群在照片上的造型或肢體表演是相對僵硬，感覺關係比較疏離，而貧窮的一眾就令人感到家庭維系比較強烈，身體語言的表達亦顯得率性而為得多。

給予被攝者話語權還有美國攝影師Bill Owens在七十年代以美國市郊新社區為題的攝影集《Suburbia》，以幽默的態度去描述嬰兒潮誕生的新中產階層的生活狀態，不少人物肖像照片都輔以他們的家常閒話內容選取出來的短句。例如書中有一個正在用餐的華人家庭，看得出他們正在吃熱狗，下面寫著：「因為我們住在市郊的關係，我們不太吃中國菜，超市也沒有得賣，在星期六我們惟有吃熱狗」，這些敘述妙在既不會破壞圖像的表達，帶有一種像漫畫人物對話的感覺，也可以豐富一下整個攝影集的閱讀趣味。













"Because we live in suburbs we don't eat too mmuch Chinese food. It's not available in the supermarkets so on Saturday we eat hot dogs." from "Suburbia". ©Bill Owens

英國攝影師Gillian Wearing的作品《Signs that say what you want them to say and not Signs that say what someone else wants you to say》（不要叫我去把它翻譯！），索性走到街上就地取材，隨意碰上路人，要求他把自己的想法寫在卡紙上，讓他們拿著去給她即席造像，沒有刻意的選擇背景。其中一張最突出的是，一個衣著光鮮，一派青年才雋行政人員的模樣，面上雖帶著笑容，卡板上卻寫著「我很絕望」。Wearing的作品有趣在於挑戰讀者在解讀圖像時慣受文化背景所支配（例如衣履整潔代表事業成功），寫實主義Realism跟現實Reality的落差，和攝影師、主體及觀眾的三角關係中的權力支配。












“I'm desperate” 1992-93 ©Gillian Wearing
當然再進一步是一些「權力下放」式的攝影活動，叫一眾慣常被攝影的群體拿起相機，拍攝自己的生存空間，其中包括最常見的兒童、邊緣社群如性工作者、民工、農民……等等，這種脫胎自八十年代美國攝影記者Jim Hubbard辦的Shooting Back工作坊，這幾年坊間的團體舉辦過的已為數不少，不贅了。











我也曾提及這些攝影計劃往往問題在於，當事人很多是受專業攝影師或從業員訓練簡單的攝影技巧，或其後由他們篩選作品，在欠缺主動性下，很多時始終不能擺脫這類策劃人的美學觀念或意識形態所主導。《Shooting Back》亦由於Jim Hubbard的攝影記者背景緣故，致那些經過選取出來的作品都有很濃厚的黑白經典紀實攝影風格，或許主催人慶幸這些兒童能產生得到這種水平的作品，我會傾向認為這些機構應該讓他們有享受攝影或觀看事物的樂趣，而多過往往要求他們要處於一個「有話好好說」的境地，或急於求功要教育他們用相機來說話。

曾經看過一段有關《Shooting Back》的新聞，Jim Hubbard發現《Shooting Back》的名稱在2007年被巴勒斯坦一個倡議組織挪用，那個團體組織年青人運用錄像，去把以色列殖民區裡巴人遇到的不公用錄像記錄下來，希望得到以色列及國際社會關注，老掉了的左翼說法是「用相機作為武器」，但在以巴這種極度高危的衝突空間，叫未成年人仕去冒生命危險去作業已是說不通，有時候亦有事件要訴諸法庭，這些小伙子亦要去曝光作證，其危險不言而喻，事實那個組織的員工亦經常受到言語暴力或甚至是肢體暴力。Hubbard不是因為自己「商標」被盜用感到生氣，而是自己的理念被曲解誤用，他的一心去保護弱勢社群兒童的權利，卻遇上另一個有意無意間剝奪他們受保護權利的組織「shooting back」了。